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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天在《紐約時報》讀到對《公共住房》一片的評論，文章題目是‘交集著希冀與失望的投視’，副題是‘鏡頭從悲哀的面部切入到血肉之軀的骨骼’。”(寫于1998年) “1997年，我在紐約，住在波士頓的懷斯曼邀請我到他的住處。我有兩個星期和懷斯曼呆在一起。他的住處是在波士頓城外的Cambridge，哈佛大學旁邊。懷斯曼的住屋在一個安靜、有很多樹的住宅區里，一棟3層小樓，褚色的木質外表，顏色剝落，看來有些年頭了。懷斯曼說他在這屋里已經住了30多個年頭了，他就出生在波士頓，成長在波士頓，在波士頓不遠的地方讀了大學，畢業后去巴黎當了兩年的開業律師，以后又回到波士頓，至今沒有再離開。他60多年一直生活在同一地方。對于喜動好挪窩的美國人來說，不是美國南部的農民就是什么怪人。這種‘怪人’是指那種怪異不合群的特殊人，比如作家塞林格，30多年前寫出《麥田守望者》后，至今一直獨居于遠離人群和市鎮的僻壤，而且拒絕采訪、拒絕報道、拒絕發表作品，甚至斷絕與人、與社會有關的交往。人們只知道他住在一個叫什么什么的地方，有一個誰也進不去的深宅大院，但不知道他在里邊干什么，是否還寫作?什么時候才拿出來變成鉛字給大家看?
當然懷斯曼不是塞林格那種已經變成謎一樣的人物，他是公開的，在人群中拍他的紀錄片，然后參加電影節，放映自己的作品，和觀眾交談，接受媒體訪問。但是他從不寫文字之類的東西來說明、來表述自己的作品和什么紀錄片觀點立場是真的，也不攪和在什么運動、流派的圈子里。訪問者愛問他怎么看待自己是60年代美國‘直接電影’一員，他的回答是：誰說的?我不知道。
我呆在波士頓懷斯曼家的時候，他正在剪輯他的新片，一部關于緬因州一個小鎮的片子。每天他8點左右起床，9點左右離開住屋，去步行10分鐘遠的工作室，是在一所小公寓樓里，上下兩層約150平米的樣子，樓下是他的剪輯助手幫他把所有的膠片素材做整理工作，懷斯曼在樓上的剪輯臺上工作。他每天早上9點開始工作，晚上9、10點收工，包括星期六和星期天。我坐在他的身后，看他在剪輯臺上一尺一尺地拉著素材膠片。他左邊和右邊的架子上碼著滿滿的膠片盒，老花眼鏡套在他的脖子上，往剪好的膠片上用筆注上標號時他戴上眼鏡，之后，他又摘下，繼續拉動長長的膠片。這種工作，干過剪片的人都知道，是在組合自己的素材、尋找某個畫面之間的接點之類，專注和感動的只是剪輯者本人，外人看來這真是索然無味的枯燥活計。兩周時間里，我坐在這個‘世界上聲名卓著的紀錄片人’的身后，明白的依然是一個簡單的真理：偉大的電影就是這么一尺一尺地拉出來的。不過，就像熟讀了一個我熱愛的作家的無數作品之后，有一天我有機會被容許坐在他的身后看他怎么一個字一個字地進行他的語言操作時，其中的心得肯定不止于：噢，他也是用鋼筆寫字的!現在，我感覺這個在電影節開映前和之后站在臺上聚光燈下接受觀眾熱烈掌聲和提問的紀錄片大師，更像一個守在車床前的工人，或者是化驗室里的化驗員，或者，又像一個枯坐書房的作家。我用了這一連串比喻，是想形容這么一個‘三十年如一日’拍紀錄片的人是怎么在干紀錄片的。
在工作室里的懷斯曼，也不是完全只面對自己的片子。一般從上午10點多到11點，他的時間大多泡在電話上，或打出去或接進來。他和我說，這些電話大多和錢有關，這部正在剪輯的片子后期需要錢，下部籌備中的片子也要錢，所以這些電話都是在‘籌錢’。放下電話他會沖我說句：太沒勁了。有天，有個電話是屬于要給他錢的，大概是某個人正拍部有關故事片導演伍迪·艾倫的紀錄片，知道懷斯曼從前拍過該人的鏡頭，要出錢買素材。放下電話的懷斯曼，繼續回到剪輯臺上，他扭頭對我說：聽見剛剛那事了吧?一會兒又扭頭，有些用力地說：從不!也永遠不!
每天晚飯后，懷斯曼的必須功課是疾走。他說他的胯骨有問題，每天的鍛煉就是早上在屋里蹬車和晚上的疾走。走的路線有時會穿過開放的哈佛校園，安靜，空氣清新。這時的懷斯曼神情怡然而放松，我們的邊走邊談也變得輕松隨意，比如又談到為什么他不繼續當律師而改拍電影這個老問題時，他的回答是：我父親是律師，我妻子的父母都是律師，然后我妻子也是教法律的老師，一家人都與法律有關，這太無聊了。
住在著名的哈佛大學的附近，我以為懷斯曼一定對這所大學有種特別的感情。有天我們散步又經過哈佛時，我隨口說，哈佛的校門通宵不關，真是很開放的。懷斯曼的說法是：不，這個學校是非常Close的。我這里引用他說的英語單詞是不敢確定他是指什么，是‘關閉’、‘封閉’或‘嚴格’?
有一天我似乎找到答案。那天懷斯曼剛剛完成的新片《公共住房》(Public Housing)在哈佛校內的影院放映，映后照例有制作人和觀眾的談話。那天到場觀眾肯定大多是哈佛人，提的問題很學術，我的英語能力消化不了，只覺得觀眾都說得很多，而被問的懷斯曼卻答得極其簡短。之后，我們和懷斯曼的兩個朋友在校園外找了家咖啡吧坐坐。這時我問懷斯曼今天感覺怎么樣，他說，一般。問他為什么，答，在哈佛，人人都覺得自己是學者。”(寫于2000年)
貼了這些有關懷斯曼的舊文字，我感覺很羞愧，一個77歲的老人依然在鏡頭現場和剪輯臺前，我一個小他20多歲的人，跟隨其后想寫點新鮮點的話都那么費勁，用“高山仰止”形容都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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