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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是曾提供一種強化教育的藝術品，一個是可由人自由發揮的尋常物，如今都再被藝術拿來；然而利用前者的作為，并未提供反省歷史的機會，而新拿出來的后者，先天功能殘缺，難以與歷史里的黑板真實連接。我們的藝術要怎么才能跳出“二把刀”的暗影？
《收租院》和黑板報曾是同一個時代里兩件很醒目的東西。“收租院”有名，上世紀80
年代的教科書里還有詳細描述，印象最深的是大地主劉文彩家的水牢和喝人奶，都是壞人壞事。“收租院”被廣為宣傳，不是因為那組雕塑作品的藝術性如何，但其實又是因為有那組群塑，它看來特能煽動人的情緒，讓“收租院”在成為思想教育典型事例時有鼻子有眼。70
年代上海中山公園里有泥塑《收租院》的專門展室，也是我第一次看到它們—據說這樣的復制品，在那個年代遍布全國很多省市。當然不是為了展覽藝術，而是用于鞏固思想教育。
國內外當紅藝術家蔡國強90
年代末在威尼斯雙年展上，也把《收租院》“山寨”了一次，并把復制這件事和接近完成的復制品當成作品，署上他的大名，竟得了個全場大獎。蔡的點子當然了得，但要說這有啥創造力，大概談不上。90年代末，正值后殖民和后冷戰下的全球化高潮，這是在西方人面前弄點厚黑學，耍耍把戲而已。這倒讓西方一些人，露出了在版權等事務上雙重標準的破綻。搞當代藝術的不少圈中人，喜歡給自已搞上頂“觀念”的帽子，以為這樣可以不用遵循許多秩序。并且，事情好像真的可以這樣。他們“觀念”一下，藝術上未必別開生面，也不見得對社會對他人是什么好事，但在這個利己即是意義的時代，能混得個人成功，似乎就一定是好事了。
從童年去中山公園，看那一張張充滿表情的泥塑面孔，到后來聽說“收租院”的罪惡有很多不實之處，這確是一個可以寫篇長文章或許多文章的素材。這100
來年，素材確實多了去。近期上海美術館展出“《收租院》大型群雕與文獻展”，重挑這個話頭。展覽展出由四川美術學院師生于1965
年創作完成、1974
年重新復制，用玻璃鋼澆銅制作的《收租院》群雕，以及與《收租院》創作相關的文獻藝術資料。“收租院”事實的考據工作，以及比較外圍的復制活動，不在此列。展出的《收租院》群雕由6部分組成，總共103
件人像。群雕用的是文學的、連環畫式的敘述手法，戲劇化地串聯起眾多人物和道具，是特定歷史時期里，對1949
年以前中國農民深受剝削和壓迫的歷史觀點的展現。上世紀中期，《收租院》在我們的美術界產生過重要影響，成為中國現代藝術史上的經典作品。除了它的宣傳工具作用，它在雕塑藝術的通俗性，尤其是現實情景與政治要求的平衡點上，達到了那時的新水準。
這些以往或今天仍被稱為“現實主義”的作品，其實離對現實的尊重很遠。我理解的現實主義是法國庫爾貝的現實主義，是在一些日本電影里能看到的現實主義。這種尊重泥土、石塊，尊重會下雨的云、能沖走房子的河，看從泥地里收獲莊稼，看石頭被鐵錘砸碎的態度，在我們以往的藝術里很缺乏，在近30
年里也不是主流，沒有很好實踐和研究。《收租院》給我們一個上佳的例證，來看男性農民怎樣一個個都長成了方正的國字臉，驗證情緒可以怎樣通過肌肉和肢體，被夸張和擺弄出來。那是種主觀情緒至上，以浪漫態度對待真實，或隨意篡改真實的藝術，在相當長一段時間的文藝理論里，美其名曰“提煉”。然而，善于強調社會責任的國家美術館，在展出這類涉及真實人物的作品時，即便不去考據，是否也該有所顧忌或注釋？別轉過臉去，這正是歷史和藝術給予的反省機會。
不同于“收租院”的“精英”，黑板報是下里巴人，到處可見：弄堂口、廠門口、機關門口、樓道口、馬路上以及各種教室里。“收租院”刻入記憶，提供一種強化教育。黑板報到處開花，讓你無處可逃，隨時隨地接受五花八門各種各樣的教育和訊息。同時，它有時也用于讓人抒情，讓地方性才子發揮從寫字到寫詩寫文章畫畫等各種才華。我們的藝術家們，有多少早年是出黑板報的骨干？
香格納畫廊做了一個名為《黑板》的展覽，據說參展的藝術家每人先拿到一塊黑板，作為創作材料。策展人在畫冊前言里寫道：“黑板本身具有一種為功能而服務的屬性，今天已經獲得充分自由的藝術家，如何來面對一塊曾經熟悉又如此樸素的黑板進行創作？”不過，疑問是，作為預設的“今天的藝術家”，至少是這30
多位參展藝術家，相對于當年的出黑板報骨干，他們真的更自由嗎？如果是，在展出現場，看到的那些結實的、油光光的黑板，我以過去的經驗一望而知，這種黑板連粉筆都很難寫上去。這是“曾經熟悉”的黑板的大忌，“自由”到這上面要打點折扣了。這個看法，很快被參展藝術家邱志杰在作品邊的旁注證實，因為他真的想要將那塊黑板當黑板用。有沒有脫開歷史經驗的那種“更自由”？對于這樣一個展覽而言，或許，動用黑板，就是在找歷史連接，以及在那種連接之上的再出發。展覽中許多藝術家的創作，可以看到他們對于歷史經驗的現實主義態度。
然而，那些被派發到藝術家手中的油亮黑板，落到我眼里，不是個無關緊要的細節。它說明其實那塊將要被討論的黑板，在這個以為“獲得充分自由”的時代里，一開頭主要功能已經殘缺。這大概屬于并非偶然的偶然。我有位北京好友，數年前我們在揚州聊起揚州的“三把刀”，他嘿嘿一笑，講現在是“二把刀”時代。或許，對于藝術家來講，二把刀三把刀無關要緊，一樣發揮創作。邱志杰同志噴多遍黑漆，一樣讓人拿去真當黑板用。然而，小到缺乏黑板質感的黑板，難以與歷史里的黑板真實連接；大到創作《收租院》的歷史如何還原—藝術是否要較真？我們要怎么才能跳出“二把刀”的暗影？
作者為戲劇家、藝術評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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