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山月美術館的新春大展“國民·人民·公民——２０世紀中國平面設計文獻展”昨日隆重開幕。展覽對近百年來中國平面設計作品中的招貼畫類別進行了梳理。在設計史研究剛剛起步的中國，該展無疑為解答許多歷史問題提供了豐富的史料支撐。
中國現代平面設計到底起于何時？
在人們心目中，中國的平面設計是隨著市場經濟的產生而出現的，也就是上世紀８０年代之后，起源于廣東沿海一帶。但這次展覽卻將現代平面設計的源頭往前推了大半個世紀——民國的月份牌、招貼畫就已經屬于現代平面設計的范疇了。
“其實，中國的現代平面設計應該是伴隨著工業化的發展而產生的。”關山月美術館研究部主任、本次展覽的策展助理黃治成告訴記者。在西方，１９世紀中期工業革命之后，工業化極大促進了社會生產，為了促進產品銷售，設計應運而生。而在中國的歷史上，工業化的進程比西方落后幾十年。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出現在中國的戶外小廣告、月份牌等招貼畫是現代平面設計進入中國之后與中國商業環境相結合的產物，它們正是中國現代平面設計的源頭。
西方現代設計涌入中國后，“接地氣”最成功的例子便是期刊的封面設計。本次展覽另一位策展助理、中央美院設計學院博士周博表示，如果說“月份牌”僅是一種商業廣告樣式，老期刊的涵蓋面就寬泛很多，從中可以嗅到政治、軍事、經濟、文化以及生活方方面面的歷史氣息。很多著名學者和藝術家都參與過期刊的編輯與設計，比如赫赫有名的錢君匋便設計過許多有重大影響力的期刊，他也是西方談及中國平面設計史時必提的名字。當時設計師還可以在期刊封面上署上自己的大名，由此可見當時社會對設計師們的尊重程度。
廣東宣傳畫有何特殊意義？
上世紀８０年代之前出生的人，都會對新中國成立后的宣傳畫印象深刻。這些招貼畫固然與時代的政治性要求有關，但同時也顯示了新中國的設計師對于理想社會的想象與追求，以及那個時代所特有的高漲熱情。黃治成表示，蘇聯繪畫對中國宣傳畫的影響是主體性的，人物結實，口號響亮，充滿了革命浪漫主義的情懷，高大全的風格也一舉掩蓋了十里洋場的月歷牌、美人圖。但在文革后期，廣東宣傳畫卻出現了不一樣的色彩。其中，歷史悠久的廣交會起到了關鍵作用。
“作為文革時期唯一沒有關閉的對外窗口，廣交會的舉行對廣東的宣傳畫創作產生了很大影響，當時廣州市委甚至成立了美術創作組，為廣交會加薪助燃。”黃治成說。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廣東的戶外宣傳畫區別于內陸城市強調階級斗爭的主流，而以“歡迎來自五湖四海的朋友”這類“抒情”風格為特征。所以，在這次展出的一百多件宣傳畫當中，廣東作品就占了二十多件。其中有一些作品已經在寫實之外加入了現代設計的元素，為日后廣東成為平面設計大省初啼先聲。
為什么改革開放后深圳設計先人一步？
２００８年英國倫敦Ｖ＆Ａ博物館舉行了一個“當代中國設計展”展覽，以三座城市作為中國設計的代表，其中深圳作為“前沿城市”赫然在目，其主要代表便是平面設計。
本次展覽“公民”部分中所展出的作品以深圳海報為主，足見深圳在中國平面設計發展史上的重要位置。黃治成介紹，８０年代之后，大規模的政治招貼創作與發行逐漸停止。進入９０年代，具有現代平面設計特征的海報開始成為主流。與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同步，來自港、澳及臺灣地區的設計力量融入，與大陸地區的設計作品共同形成２０世紀后３０年中國平面設計的整體格局。這其中，深圳依托毗鄰港澳的地域便利和開放窗口的先鋒觀念，成為聯結港澳臺與內地的重要平臺與實驗場，有力地推動了現代設計在中國的發展。這些海報不僅服務于各種社會及經濟活動，同時努力尋求表達設計師文化立場的語言形式，增強了中國平面設計參與全球傳播的流動性與溝通效能。
為什么概念作品多于商業作品？
雖然隨著經濟發展，如今中國的平面設計師水平已逐步與國際接軌，設計展覽也琳瑯滿目，但我們卻發現，各大展覽中展出的應用于商業的產品極少。即便是本次展覽，改革開放以來的海報也是以專業展覽的獲獎作品為主。這些作品大多是設計師們的藝術創作，并非真正應用于市場項目中的。
對于這種選擇，黃治成表示很無奈。“雖然設計是為市場服務的，但目前社會對設計師的尊重程度還有待提高，許多甲方都還沒認識到設計是一種智力勞動，而是習慣在設計費上討價還價，設計師們大多數時間都在做一種‘妥協’的工作，要么是聽命于甲方，要么是將自己的智力成本包裹在實物成本中，比如說印刷、包裝上。”既然市場無法體現設計師的水平，那么中國設計師彰顯自己實力、奠定自己專業地位只有通過其他的方式——參加專業設計展便是其中之一。這也是設計展中難見商業作品的最大原因。
今天的設計師能從歷史中學到什么？
主辦方為了本次展覽費了很多心思，不僅從各大圖書館、美術館、私人藏家手里借來數百件藏品，更組織了數十位專家共同撰寫《國民·人民·公民——２０世紀中國平面設計文獻集》。
所謂“溫故知新”，今天的設計師們能從歷史中學到什么？
周博認為，過去的設計作品能給今天的設計師許多啟示，其中一點便是如何找到中國設計的特點。現在中國設計師紛紛在國際設計展中亮相，在吐氣揚眉的同時，其短處也開始顯現——這些作品無法看出是出自中國設計師之手，跟日、韓等擁有同樣文化資源的國家的作品擺在一起，面目雷同。而在一百年前，中國的書籍設計師卻在中西結合方面做出了典范。周博猜測，是不同的生活習慣影響思維方式，而思維方式則直接投射到作品上。“比如，當時的人們沒有脫離手寫時代，所以他們對中國漢字與圖案的了解會更好一些，在設計的時候，內在的涵養便會自然流露出來，而不僅僅是堆砌東方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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