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公凱：傅抱石先生是我們大家非常熟悉非常敬仰的一位20世紀的中國畫大師 。對于他的藝術其實我們大家非常熟悉的，他主要是一位山水畫家同時也畫人物。他的山水可以說在20世紀山水花壇當中獨樹一幟。有非常鮮明的個人風格，比如說是《江山如此多嬌》，就是人民大會堂當中一張，我們都看過很多遍，大家都很熟悉，他是用一種散筆的一種皴法，后來我們都稱為是抱石皴，他的這種皴發，非常適合表現煙雨朦朧的中國山河，所以他用這樣一種獨特的皴法，把中國大地山川風貌，尤其是那種煙雨迷蒙的意境表現的特別突出，所以我們作為專業美術工作者，對于傅先生的那種成就而且是對于他的藝術追求，對于他所表達的那種境界，我們不僅是喜歡，而且是非常仰慕，因為他再這方面做的特別好，特別突出。因為20世紀中國整個社會、政治都經歷了非常大的變革，傅先生也是在變革中，跟著中華民族的這個救亡圖強的歷程中走過來的藝術家，所以他在自己的整個藝術生涯中，把自己的藝術生命和整個國家的政性都是緊緊地結合在一起的，一路風雨同舟的走過來。所以在他的作品中不僅表現出高度的技巧，不僅是對于中國畫語言，中國畫的山水畫和人物畫的革新方面很大的成就，而且他一直用自己的畫在謳歌祖國的大好河山，尤其是歌頌社會主義的大好河山，這就表現出來一個知識分子一個藝術家對于新中國的熱愛，對于整個民族的那種振興的那種深切的關懷。所以無論從藝術上，思想含義上，我覺得傅先生都給我們后一輩的藝術家做出來很好的榜樣，他是一個很值得我們學的藝術家，他留我們的遺產是非常豐富的，很值得我們后人研究的。

藝術中國：潘院長，我以前看過您說，傅抱石是20世紀為數不不多的學者性的藝術家，他在美術著述，美術史論研究方面的成就您怎么看待？

潘公凱：對，在20世紀的畫家當中，就是有美術史論著作的和深有研究的藝術家不多，因為藝術創作和理論思維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思維方式，拿現在的說法就是說左腦右腦的功能是不一樣的。傅先生是少數幾位左右腦都特別好使的人，所以他畫畫的很好。同時他理論修養、文化修養、美術史修養的積累都非常出色。他寫過好幾本美術史方面的著作，這些著作在20世紀研究中國美術史的基礎讀本，也是后人研究中國古代繪畫史的主要參考文獻，所以像傅先生這樣的，既具有非常杰出的藝術創造力，又有非常出色理論修養和美術史修養的學者是非常難得的，所以我說他是為數很少的學者性藝術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