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瑟瑞將自己塑造的人物命名為“Marcus Fisher”是別有用心的。“Marcus”翻譯成希伯來語或者阿拉伯語意思為“陰道（cunt）先生”。“Marcus Fisher”可以拓展為“男孩Marcus”或者“年輕的Marcus”。阿瑟瑞最近還使用了真實的歷史人物的名字“Sarmad the Saint”和“Shabbtai Zvi”（鹿人-在希伯來語中“Zvi”意為“鹿”）來象征神圣的表演性違法。另外還包括“David Beliberate”——這個還沒有發展出來的人物強調了性別錯位的混亂。以及：肥胖的農民（The Fat Farmer，在作品《中間地帶》里用來剪頭發的人）、“滑頭的訓教者”（Greasy Instructor，見影像作品《現場錄像藝術的購物單》）、一個黑皮膚的男人和一個白皮膚的女人（見《Colored Folk》和Shaheen Merali）、“Sami Raah”，一個阿拉伯男人（“Raah”在希伯來文中意為“壞的”，在阿拉伯文中意為“消失”），見《哦，耶路撒冷》和《素描肖像》，以及《手淫的兔子》（見《占領》1，2——未收入本書）。

阿瑟瑞的文章是為了行為表演和電影之夜而作，這個表演和電影的主題是反對、反抗和造反，名稱為《舞臺上的異議：當你憤怒的時候，生命是有意思的》，拉夫伯勒大學，2008年7月18日。

見阿甘本(編)，《戴維?基納羅維茲——下東區5、6年的確定歷史》，Semiotext(e)，2006，p 177. 戴維?基納羅維茲死于艾滋病，在讀了幾篇他的訪談之后，我被他的事跡打動了。他的生活是有尊嚴的，也是煎熬與痛苦的。對常人而言，藝術家的生活與工作的艱辛是難以想象的，而且在垂死的過程中依然奮斗更是讓人感動。然而，在1980年代的艾滋病危機中，他憑借自己僅有的關于艾滋病的歷史與知識進行抗爭這是可歌可泣的。在一次與羅廷格的對話中（1989年4月，紐約）他討論了Elisabeth Kubler-Ross的著作《論死亡與垂死》。羅廷格討論了這本書提到的死亡的五個前提階段：拒絕、憤怒、妥協、沮喪、接受。基納羅維茲給那些垂死中的朋友們帶來“勇氣”。他后來使用了“憤怒”一詞，并且承認，在他被確診為患有艾滋病（這次訪談是他被確診三個月之后進行的）之后，他覺得他被所謂“勇氣”出賣了，但更重要的是被勇氣所“激怒”。基納羅維茲和羅廷格都認為，曾經具有一些意義的“勇氣”其實在填補一個沉默的深淵，即那個彬彬有禮的世界，用基納羅維茲的話說：“一個人死得越體面，他們就越有勇氣，每個人都能夠帶著勇氣去生活，而不是去面對死亡、憤怒，以及不雅之人的種種表現。

同上，p178。

Chris McCormack，作家、藝術評論家、藝術家，在行為表演《憤怒的球》中擔任演員。表演過程：觀眾向阿瑟瑞及其合作者Owen Parry仍紙球，之后，McCormack在投射有自己面孔的墻前邊宣讀阿瑟瑞寫的一段話。他穿著灰色的短褲和襯衫，以及便鞋（屋里屋外都能穿的那種服裝）。他看起來容易被欺負，但是他說出了這個文稿中最重要的一句話：“我的膝蓋擦傷了，如果你硬要帶我去警察局，我要反抗，我要反抗，你聽到了嗎？五個全副武裝的彪形大漢要拉著我這樣一個手無寸鐵之人到警察局。”

見，費希爾，《暗面的傳說》（關于Shaheen Merali的文章），Double Agency, 2001。費希爾就阿瑟瑞及其合作者Shaheen Merali的作品《Colored Folk》中的種族和身份問題進行了卓有價值的評論。

見，阿甘本,《空心人》，斯坦福大學出版社，1999（喬治?阿爾伯特翻譯，1994年），p.5。

阿瑟瑞穿著60年代的衣服，因為這件作品最初是根據1968年巴黎的“五月風暴”創作的。其中，藝術家拿著藝術雜志（如Frieze和Artforum）來保護自己，觀眾用紙球“憤怒地”打向阿瑟瑞和另一個表演者Owen Parry。

見《戴維?基納羅維茲——下東區5、6年的確定歷史》，p 228, 詹妮弗?道爾,《細線》（227-213頁），其中回應了道格拉斯?克利姆帕（Douglas Crimp）的著作《艾滋病表達的去道德化》（De-Moralizing Representations of AIDS），見《精神憂郁癥與道德主義：艾滋病與酷兒政治文集》（Melancholia and Morlism ：Essays on AIDS and Queer Politics），波士頓，MIT出版社，2004，p2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