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1974年，徐冰在花盆公社。
1972 年鄧小平復職，一小部分人恢復上高中。由于北大附中需要一個會美工的人，就把我留下上高中。高中畢業時，北大附中、清華附中、123 中的紅衛兵給團中央寫信，要求與工農劃等號，到最艱苦的地方去。我們選擇了北京最窮的縣、最窮的公社去插隊。由于感激學校留我上高中，我比初中時更加倍為學校工作，長期熬夜，身體已經很差了——失眠、頭疼、低燒，只好把戰友們送走了，自己在家養病。半年后似乎沒事了，辦了手續，去找那些同學。我被分到收糧溝村，兩男三女，算是村里的知青戶。
這地方是塞北山區，很窮。那年村里沒收成，就把國家給知青的安家費給分了，把豬場的房子給我們住。這房子很舊，到處都是老鼠洞，外面一刮風，土就從洞中吹起來。房子被豬圈包圍著，兩個大鍋燒飯和熬豬食共用。深山高寒，取暖就靠燒飯后的一點兒炭灰，取出來放在一個泥盆里。每次取水需要先費力氣在水缸里破冰，至少有一寸厚。冬天出工晚，有時我出工前還臨一頁《曹全碑》，毛筆和紙會凍在一起。
男知青干一天記10分工，屬壯勞力，干活兒一定要跟上隊長，因為隊長也記10 分工。今年出工是要把明年的口糧錢掙出來。我最怕的活兒，是蹲在地里薅箍子，等于是讓你蹲著走一天，真是鐵鉗火燒般的“鍛煉”。農村的日子確實艱苦，但當時一點不覺得，就是奔這個來的。
我當時做得更過分，和別人比兩樣東西：一是看誰不抽煙，因為去之前都發誓到農村不抽煙。最后，全公社一百多男知青中，只有我一個在插隊期間一口煙都沒抽過。二是看誰回家探親間隔的時間長。我都是等著有全國美展或市美展才回京，經常是只有我一個人在知青點，我有點滿足這種對自己的約束力。只剩下我自己時，就不怎么做飯，把糧食拿到誰家去搭個伙。豬場在村口，從自留地過往的人，給我兩片生菜葉就是菜了。有一天，羊倌趕著羊群經過，照樣是呼啦啦的一陣塵土飛揚，我從中竟聞到濃烈的羊膻味兒，香得很！看來是饞得夠嗆了。我有時會找點辣椒放在嘴里，由于刺激分泌出口水來，挺過癮的，這張嘴也是需要刺激的。
這里偏僻，古風遺存。我第一次看到“黃金萬兩”“招財進寶”寫成一個字的形式，不是在民俗著作中，而是在書記家的柜子上，當時被震驚的程度，可不是能從書本上得到的。遇上紅白喜事，老鄉們的另一面——觀念的部分，就會表現出來。辦喪事，他們會用紙扎糊各種各樣的東西來，完全是民間版的 “第二人生”。老人翻出一些紙樣，按照上面的怪字，描在白布上，做成帆。后來他們知道我會書法，又有墨汁，就讓我來做。后來研究文字才知道，這叫“鬼畫符”，是一種能與陰間溝通的文字。我在村里的重要性主要顯示在：每當有人結婚，總是請我去布置洞房，不是因為我那時就會做裝置，而是因為我家有父母、哥姐、弟妹，按傳統說法叫“全人”。這種人鋪被子，將來生的孩子多，男女雙全。我在收糧溝接觸到這些被歸為民俗學的東西，有一股鬼氣，附著在我身上，影響著日后的創作。
下面再說點和藝術有關的事。可以說，我最早的一次有效的藝術“理論”學習和藝術理想的建立，是在收糧溝對面山坡上完成的。山上有一片杏樹，是村里的一點副業。看杏林容易得罪人，隊里就把我派去。那年夏天這山坡成了我的天堂。首先，每天連一個杏都不吃——獲得自我克制力的滿足。再者是專心享受自然的變化。我每天帶著畫箱，帶著書上山，可還沒幾天，就沒什么書好帶了，有一天，只好拿了本《毛選》。毛的精彩篇章過去背過，熟到完全感覺不到內容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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