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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那天在杏樹下讀《毛選》的感動和收獲，是我讀書經驗中少有的，至今記憶猶新。一段精彩的有關文藝的論述，是從一篇與藝術無關的文章中讀到的：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是促進藝術發展和科學進步的方針，是促進我國的社會主義文化繁榮的方針。藝術上不同的形式和風格可以自由發展，科學上不同的學派可以自由爭論。利用行政力量，強制推行一種風格，一種學派，禁止另一種風格，另一種學派，我們認為會有害于藝術和科學的發展。藝術和科學中的是非問題，應當通過藝術界科學界的自由討論去解決，通過藝術和科學的實踐去解決，而不應當采取簡單的方法去解決。”
今天重讀，真不明白那天對這段話怎么那么有感覺，也許是由于這段話與當時文藝環境的反差。我的激動中混雜著覺悟與憤慨：毛主席把這種關系說得這么清楚、這么有道理，現在的美術工作者怎么搞的嘛！坐在杏樹下，我看幾句，想一會兒，環視群山，第一次感覺到藝術事業的胸襟、崇高和明亮的道理。那天的收獲，被埋藏在一個業余畫家的心里，并占據了一塊很重要的位置。
在農村晚飯后，我常去老鄉家畫頭像。畫好了，把原作拍張照片送給他們。那批頭像有點王式廓的風格，我手邊有一本《王式廓素描選》。他善畫農民肖像。由于范本與所畫對象極為吻合，我的這批畫畫得不錯。只是由于燈光昏暗（一盞燈掛在兩屋之間），大部分畫面都比較黑。
當時有個說法：“知識青年需要農村，農村需要知識青年。” 如何發揮知識的作用，是需要動用智慧和知識的。知青中，有的早起去各家收糞便，做沼氣實驗；有的翻書，研制科學飼料。這很像報紙上先進知青的事跡，難怪，后來我們也成了先進知青。
我能干的就是出黑板報。村里上工集合處，有一塊泥抹的小黑板，黑色退的差不多沒了，我原先以為是山墻上補的塊墻皮呢。有一天我心血來潮，用墨刷了一遍，隨便找了篇東西抄上去，重點是顯示我的美工才能。完成后，煞是光彩奪目（當時還沒搶眼球的說法），從老遠的山上，就能看見這鮮亮的黑方塊。
后來，黑板報發展成了一本叫《爛漫山花》的油印刊物。這本刊物是我們發動當地農民和知青搞文藝創作的結晶。我的角色還是美工，兼刻蠟紙，文字內容沒我的事，同學中筆桿子多得很。我的全部興趣就在于字體——《人民日報》、《文匯報》這類大報的字體動向；社論與文藝版字體、字號的區別。我當時就有個野心，有朝一日，編一本《中國美術字匯編》。實際上，中國的字體使用，是有很強的政治含意的，文革期間更是如此。可我當時并沒有這種認識，完全是做形式分類——宋體、老宋、仿宋、黑宋、扁宋、斜宋的收筆處是否挑起，還有挑起的角度、筆劃疏密的安排，橫豎粗細的比例。我當時的目標是用蠟紙刻印技術，達到《解放軍文藝》的水平。在一個小山溝里，幾個年輕人，一手伸進褲襠捏虱子，一手刻蠟紙，抄寫那些高度形式主義的豪邁篇章。《爛漫山花》前后出過八期。創刊號一出來，就被送到 “全國批林批孔可喜成果展覽”中。
一個人一生中，只能有一段真正全神貫注的時期。我的這一時期被提前用掉了，用在這不問內容只管傾心制作的油印刊物上了。
后來我做了不少與文字有關的作品，有些人驚訝：“徐冰的書法功底這么好！”其實不然，只不過我對漢字的肩架結構有很多經驗，那是“文革”練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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