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下有最神圣、最尊貴而無與于當世之用者，哲學與美術是已。天下之人囂然謂之曰無用，無損于哲學、美術之價值也。至為此學者自忘其神圣之位置，而求以合當世之用，于是二者之價值失。夫哲學與美術之所志者，真理也。真理者，天下萬世之真理，而非一時之真理也。其有發明此真理（哲學家）或以記號表之（美術）者，天下萬世之功績，而非一時之功績也。唯其為天下萬世之真理，故不能盡與一時一國之利益合，且有時不能相容，此即其神圣之所存也。且夫世之所謂有用者，孰有過于政治家及實業家者乎？世人喜言功用，吾姑以其功用言之。夫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豈不以其有純粹之知識與微妙之感情哉？至于生活之欲，人與禽獸無以或異。后者政治家及實業家之所供給；前者之慰藉滿足，非求諸哲學及美術不可。就其所貢獻于人之事業言之，其性質之貴賤，固以殊矣。至就其功效之所及言之，則哲學家與美術家之事業，雖千載以下，四海以外，茍其所發明之真理與其所表之之記號之尚存，則人類之知識感情由此而得其滿足慰藉者，曾無以異于昔；而政治家及實業家之事業，其及于五世十世者希矣。此又久暫之別也。然則人而無所貢獻于哲學、美術，斯亦已耳；茍為真正之哲學家、美術家，又何慊乎政治家哉！
披我中國之哲學史，凡哲學家無不欲兼為政治家者，斯可異已！孔子大政治家也，墨子大政治家也，孟、荀二子皆抱政治上之大志者也。漢之賈、董，宋之張、程、朱、陸，明之羅、王無不然。豈獨哲學家而已，詩人亦然。“自謂頗騰達，立登要路津。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非杜子美之抱負乎？“胡不上書自薦達，坐令四海如虞唐”，非韓退之之忠告乎？“寂寞已甘千古笑，馳驅猶望兩河平”，非陸務觀之悲憤乎？如此者，世謂之大詩人矣。至詩人之無此抱負者，與夫小說、戲曲、圖畫、音樂諸家，皆以侏儒、倡優自處，世亦以侏儒、倡優畜之。所謂“詩外尚有事在”、“一命為文人便無足觀”，我國人之金科玉律也。嗚呼，美術之無獨立之價值也久矣！此無怪歷代詩人，多托于忠君愛國、勸善懲惡之意，以自解免，而純粹美術上之著述，往往受世之迫害而無人為之昭雪者也。此亦我國哲學、美術不發達之一原因也。
夫然，故我國無純粹之哲學，其最完備者，唯道德哲學與政治哲學耳。至于周、秦、兩宋間之形而上學，不過欲固道德哲學之根柢，其對形而上學非有固有之興味也。其于形而上學且然，況乎美學、名學、知識論等冷淡不急之問題哉！更轉而觀詩歌之方面，則詠史、懷古、感事、贈人之題目，彌滿充塞于詩界，而抒情、敘事之作，十百不能得一。其有美術上之價值者，僅其寫自然之美之一方面耳。甚至戲曲、小說之純文學亦往往以懲勸為旨。其有純粹美術上之目的者，世非惟不知貴，且加貶焉，于哲學則如彼，如美術則如此，豈獨世人不具眼之罪哉，抑亦哲學家、美術家自忘其神圣之位置與獨立之價值，而葸然以聽命于眾故也。
（本文發表于1905年，節選自《王國維遺書·靜安文集》上海古籍書店198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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