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程美信
第18屆世界美學大會即將在北京大學召開，它必定成為北京奧運那樣的民族主義秀活動，從近年美學界熱中建立中國美學體系的聲勢以及本次大會組委公布議題來判斷，它無疑是一場民族主義學術秀，來自各國四百多名學者將成為名符其實的捧場者。事實上，二十多年來的中國美學沒有取得實際性成果，反而日益成為一種典型的衙門學科，對文化保守勢力起到了推波助瀾作用。
由于現代學術體系并非中國本土生成，美學傳入中國之時，恰是西方古典哲學走向衰微之時，它是介于傳統與現代之間的一個形而上學分支，是考察審美關系與文藝現象的經驗論說。隨著現代科學與理論工具的興起，美學逐漸成為研究思想史、藝術史的考古學科，不足以解釋當代藝術的復雜現象。但是，這種情況在中國則是例外：首先，中國的藝術主體仍停留在古典主義時代，不論本土藝術還是外來藝術，它們始終囿于審美活動，美學自然適用于中國文藝狀態。其次，中國傳統藝術缺乏理論的系統關照，有必要通過美學進行范疇研究與形態比較。可無論怎樣，經典的美學理論已無法解釋當代藝術的前沿問題，更不能作為藝術創作的指導思想。也就是說，美學在中國的異常活躍，說明了中國文化藝術與理論水平的整體滯后，并迎合了當前民族主義泛濫的保守語境。
隨著“血汗工廠”經濟的飛速增長，造成“大國崛起”以及民族文化優越感的空前高漲，建立中國民族美學體系的呼聲，在理論界和藝術界一浪高于一浪；“弘揚民族傳統文化”、“２１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最民族的就是最世界的”已是集體慣性口號。近年的“文化身份、民族文脈、反殖民、東方主義、中西對話”更是鋪天蓋地。盡管“中國美學”作為文化比較和研究范疇有一定意義，可要建立中國人的民族美學理論體系是不可能的。中國的“美學體系”最大限度也是范疇性的概念演繹，不外是“古為今用”或“洋為中用”的注釋努力，毫無實際創新意義。主流的文藝思想和學院的美學體系，全然熱中于建立中國民族特色的美學體系，跟官方試圖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口號，在理論思維上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北京世界美學大會的召開，無疑激勵著中國民族主義美學的空前膨脹，對今后學術思想與文化藝術必將起到負面的誤導作用，因為中國思想學術缺乏自由獨立、多元對等、相互制約的生態機制，美學只是整個學術氛圍的縮影。另外，當代中國學者普遍缺乏探索真理、追求正義的獨立人格，加之權力干擾和利益誘惑，使知識分子不是主動討好權利就是自律規避現實，給民族主義狹隘思想提供了絕對的空間氣候。美學在異常亢進，它是保守勢力和極權主義的同構效應表現，不是基于學術自身發展規律。
中國美學發展的內在癥結
中國歷史上一直處于“有術無學”狀態，即沒有完整的系統學科，也缺乏豐富的理論工具；無邊的道德學問和原始的玄理觀念支配整個社會思想。戴震是中國學術史上百科全書派式人物，他強調格物致知仍無法跳出“天地之氣化流行不已，生生不息”的經驗之談。劉勰的《文心雕龍》、謝赫的《古畫品錄》、 張彥遠的《歷代名畫記》、石濤的《苦瓜和尚畫語錄》和王國維的《人間詞話》等歷代美學篇什，全然是類美學的零碎雜說，根本談不上系統的美學體系。王國維算是中國美學的開山鼻祖人物，他留學日本，接觸德國美學對他很大啟發作用，正如陳寅恪評價他說“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證，凡屬于文藝批評及小說、戲曲之作，如《紅樓夢評論》及《宋元戲曲考》等是也。”王國維的“意境說”，同時受到西方哲學的影響，使他對魏晉文藝思想中“意象”有了生命意志的理解認識，從形成中國美學的重要范疇。
朱光潛和宗白華是推動中國美學發展的兩位關鍵人物，前者將西方美學系統地介紹到中國；后者將本土審美文化與文藝理論進行了梳理歸納，從而確立了中國審美藝術的思想范疇。此外，蔡元培等人有美育之主張，可在理論層面卻無所建樹；另外是早期左派作家致力介紹馬列文藝思想，如周揚對車爾尼雪夫斯基美學理論的介紹翻譯以及改造發揮，對新中國文藝理論形成主導性作用。從《延安文藝座談》和文革時期的文藝思想，大抵上是左派學者片面吸收蘇聯文藝思想的產物，它的道統化致使上美學研究在中國的一度中斷。50年代的美學大討論和85期間的美學熱潮，它們不過回應了一種學術史的遺憾。遭遇８９之后，中國學術思想出現了亢進性逆轉，同時趕上文革知青一代學者逐漸主導了整個社會，學術界日益烏煙瘴氣。二十年來，中國美學界形成了一個龐大衙門學科，“大躍進”式地制造文憑學位、垃圾論文和噱頭口號。
當代中國美學的亢進態勢顯然基于民族主義社會氣候，也是美學家拿“歷史情緒、民族仇恨、愛國主義、文脈身份、西方霸權、本土傳統、中國特色”作為自身話語權和切身利益的敲門磚。綜觀近年美學論文，鋪天蓋地是民族意識形態化的美學泛論，主要表現為三種論調：一是弘揚民族傳統文化；二是反對西方文化霸權；三是建立中國美學體系。本土注釋派囿于發掘傳統藝術的詮釋，“后學派”則致力貶斥西方中心主義和普世價值，旨在捍衛民族審美價值體系。
中國人文學術有著“我注六經，六經注我”師承傳統，加之大學的不獨立、學術界的浮躁氛圍、應試教育的泛濫，大多數介入美學的學者，對哲學、美學、藝術本無興趣，少有人因個人興趣而入門文史哲，美學對學生的吸引力是研究生文憑，至少今日大學美學教授是為了文憑涉足該領域，在心不甘、情不愿的狀態下進行他們的美學教研工作。照這樣的人才入門模式，顯然不可能出現王國維、朱光潛、宗白華那樣碩果累累的學者。在急功近利的學術風氣下，中國美學家數量堪稱世界之最，可取得學術成果卻微乎其微，更別說創立中國美學體系。可以說，當前中國美學界顯得不務正業，只在民族主義熱浪上煽風點火，不是陳辭濫調的“天人合一、意境非凡、氣韻生動”便是鋪天蓋“民族身份、傳統文脈、文化殖民”。
考察當代中國美學家，他們大致上出生于40、50、60年代，身上的“馬屁味”多于“學術氣”；“文革性格”多于“五四精神”。這些人不論他們治學、從商或做官，行事作風都無比霸道，為了個人達到目的常是不擇手段，好像在報復這個時代、在懲罰這個世界。潰爛的社會風氣，幾乎淘汰了那些善良正直、人格獨立的知識分子，他們不是被迫地出局就是自覺邊緣化，得勢當權派不是道德破壞就是麻木不仁，學術風氣如同社會風氣一樣腐敗不堪。在歷史傳統與社會制度不利于學術思想自由健康發展的情況下，學者們自覺意識唯有的學術底線和文化良知，否則整個人文思想界不止是脆弱的，也是極為危險的。
當代視野下的世界美學
從當代世界美學狀況來看，它已是一門藝術史和思想史的考古學。美學的科學體系形成于古典主義衰落和現代主義興起時期，它以簡陋經驗理論分析審美起源和研究文藝現象，其局限性就不言而喻。隨著形而上學的歷史退場，美學悄然休退，當代文藝理論連同當代藝術一起建構發展，審美不再是藝術的核心主體，只是歷史技藝和傳統藝術的普遍方式。美學在中國處于重要的學術地位，它是文化藝術和學術思想普遍落后的主要表現。
美學歷經康德、謝林、黑爾格、鮑姆嘉登等人共同努力，建立了一個龐大形而上學體系，它的歷史局限性和工具原始性是顯而易見的，必然被新興的現代學科取代。審美意識起源及其原理曾是傳統美學的重要對象，隨著現代生物科學、思維心智科學、語言哲學和先進儀器的發展，傳統美學的經驗之談便失去實際作用意義。考察現代文藝理論，美學從中占有比重實在微不足道，這與現代藝術形成一個無所不包的開放體系有關。因為如此，當代意義的美學家已是跨學科的文化學者，他們不可能限于狹窄的審美領域繼續照本宣科。當代美學轉向對人類自身生存狀態的關照，如生態環境、文化比較、日常生活和審美文化，自然地理形成民族國家和歷史人文的特殊性，它已是一種過去式和完成時的文化考古學范圍。國外美學家普遍積極參與社會活動，熱衷于生態環保、文化研究、世界和平、兩性平等和社會包容等實際領域研究。在加拿大蒙特利爾世界美學大會上，與會者達成共識就是承認“美學已無法解釋當代藝術現象”。當代藝術批評家和理論家少有從審美立場去考察藝術作品，更多是從社會文化與哲學視野去關注藝術。近幾屆世界美學大會議題，持有一種文明調和論的思想立場，不可能像中國這樣大量制造垃圾論文和噱頭口號，并鼓吹民族主義思想和建立國家特色的美學體系。
美學在中國演變為民族主義的道場理論，不外是學術思想的滯后和傳統勢力的強大。美學成為極權主義的詮釋理論，捍衛幾千年的歷史封建傳統，并以民族性、地域性、特殊性、差異性作為中國現有文化矛盾和社會問題的合理化注釋，無視全球化整合力量將帶來了全新的世界矛盾和秩序結構，其本身就是歷史創造本能的表現。假如今后世界無法突破自然或人文的國族邊界，那人類歷史就此走向盡頭。當代世界發展恰恰證明了歷史的開放主張。“中國美學”作為一個特定范疇，如同印度美學、希臘美學、日本美學一樣具有普遍性。民族之間審美差異是基于過去的自然地理所形成的人文形態，決不是靜止僵死的恒定模式。
可見，中國美學界誓言建立中國美學體系，它完全超出了“中國美學”的學術范疇，旨在推廣“最民族的就是最世界的”狹隘民族主義，為極權勢力和保守文化助威吶喊。但凡有創造力的學術思想及文化藝術，必定給人類世界帶來更多建設性的可能出路，解決各種矛盾難題，而不是將歷史推向狹窄的死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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