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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狗主義”和“野儒主義”的最大區別在于，“野狗”是一種徹底放棄使命和文化標準的動物，這種動物一切從現實出發，不會身無分文還惦記著改造社會。而“野儒”往往不切實際，比如他都沒飯吃了，還要為氣節拒絕一些東西。但“野狗主義”和“野儒主義”一般很不容易區分，因為只要狗和儒都不開口，誰知道“在野”的這兩個是“狗”還是“儒”。
那么，“犬儒主義”是先崇高后墮落，走的是一條下墜的路線；“野狗主義”有什么問題嗎？這次方力均的“野狗主義自白”說清楚他的問題了，他是先在底層做狗，后登上“人”的寶座，走得是一條上升的路線。因為出于某種知識分子寫作和批評政治的愿望，中外評論界將一條“野狗”抬上了“人”的寶座，紐約的一個批評家更是把一條“野狗”的哈泣解釋成了“人的吶喊”。這種把一條野狗的“狗格”的升華，在九十年代有一個特殊語境，即認為野狗主義的“狗格”要比犬儒主義的“人格”更有價值，因為它身上有很可貴的自足性。
九十年代以后，原先的理想主義者變成了沉淪者、犬儒主義者或現實主義者，或處在“峽谷”狀態的做傍徨者、臥薪嘗膽者以及準備做體制內的潛伏者，這些原先崇高的人要么變質，要么退出公共平臺的視野，這時候一條隨意遛彎的“野狗”出現了，他表現出一種對權力的不在乎狀，這個時候各色人等喝彩出現了，隨后，拔高它的、包裝他的、要將其收為寵物的、要把它當“阿甘”跟著一起遛彎的，及至最后，“野狗”變成了一條“名貴狗”、“黃金犬”，甚至被說成是一條有知識分子思想的“狗”。
外國批評家因為語境不對，所以“野狗”被當成了“野儒”或“披頭士”；中國批評家、策展人則將“野狗”變成了“現實主義徐悲鴻的玩世孫子”或“崔健戰友”。到了新世紀十年，“徐悲鴻孫子”和“崔健戰友”又登上娛樂舞臺，從一條“黃金犬”或“名貴狗”，又被包裝成一代“宗師”。在娛樂的舞臺上，面對著紛至沓來的話筒總是會有幻覺，但也終會自信吐真言。
一條野狗看不起梵高，奧秘就在于此。但在犬儒主義遍地的世界，如果他真是一條純粹“野狗”的話，那也還是值得敬佩的，這也是為什么很多知識分子批評家和正直的藝術人要贊美“野狗”的初衷。但方力均越來越口無遮攔的直抒己見，讓我們發現一個秘密：這條“野狗”實際上一直在把自己當“人”一樣修煉，比如他拒絕激情，規定自己每天的生活作息，按時間表和原則做人及藝術，這實際上都是啟蒙主義認定的人的核心標準“理性”。“野狗”的成功除了別人的誤讀，還有他自身始終在把自己當“人”一樣謀劃和修行。
你見過一條能出入達官貴人權力平臺和娛樂聚光燈下的“野狗”嗎？這就到了破題的時刻，方力鈞實際上并不是真正意義的“野狗主義”，真正的野狗是不可能修煉成為“黃金犬”和“一代宗師”的，我見過當代藝術圈很多真正的“野狗”，至今還在野外遛彎呢。所以方力均的早期人格結構實際上是“外狗內人”，生活狀態是“人狗交替”，成為“野狗”只是一種“被成為”。關鍵是，他現在如此享用“人”的狀態已經難以言表，甚至享受到將真正的“人”梵高都看成一條低級的“狗”了。
這種顛覆我們“常識”的自白并不是壞事，至少我們知道了一條野狗是如何成為“一條有知識分子思想的狗”的闡釋史。且不說這種“外狗內人”主義，即使真是的“野狗主義”及其自足性，我們也不能因為他比“犬儒主義”更可愛一些，就因此放棄“崇高”。當代藝術近十年的精神的喪失、國家主義化和商業化沉淪，就是因為放棄了“崇高”美學及其知識分子精神。
正如方力均自己多次的“野狗主義”表白，他有權力享受他得到的一切高級待遇。在一個多元的時代，一條狗也有發言的權利。至此，我們的討論已經與“野狗”無關了。重要的是，“野狗”可以說梵高很低級，我們也可以說梵高很“崇高”，這就是一個新的時代語境。
當代藝術圈仍然存在諸多的有知識分子情懷的人，這就需要重新自我確認，即，哪怕我們因為人的弱點做不成徹底的知識分子，至少知識分子理想是一個不可放棄的標準。凡標準并不是非要實現的，而可以實現的往往是不能拿到臺面上堂而皇之說的。
人類社會從來都是拿現實失敗者的精神理想作為標高的。當代藝術的希望，還是在于恢復“人的解放”主題及“崇高”美學，這種“解放”和“崇高”可以在新的時代有新的含義和形式，但放棄這個標高的結果，就是當代藝術精神性的喪失，其狀態甚至還不如“野狗”。
2010年11月8日寫于望京，11日修改完成
（以上文章僅代表原作者觀點，并不代表藝術中國支持此觀點，也不代表藝術中國的價值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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