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楊衛
《中國士紳》是費孝通先生的一部社會學人類學著作，其中七篇關于中國社會結構的論文，是以費孝通先生在1947-1948年間發表在中國報紙上的文章為基礎。另外附加的六篇則是有關中國士紳的生活史。這些生活史是周榮德先生1943-1946年間在云南地區從事中國士紳研究的一些田野調查，可以從另一個角度佐證費孝通先生在闡述這一問題時的洞見。此書曾由美國著名社會學家、芝加哥學派奠基人羅伯特·帕克的女兒瑪格麗特翻譯編輯，于1953年在芝加哥大學出版社出版，但由于當時國內的形勢使得中國學者與海外的交流阻斷，所以未能傳播到漢語世界。直到2009年，由三聯書店出版、趙旭東和秦志杰翻譯的中文版在中國面世，才讓費孝通先生這項早年的研究成果拂去浮塵，重見天日。盡管時間已經過去60多年了，但今天讀來卻是“晚來香如故”。可見，知識沒有選進與落后，關鍵在于深刻，在于真知灼見。
與費孝通先生的另一部社會學人類學名著《鄉土中國》不同的是，《中國士紳》側重的主要是對知識分子階層的分析，即所謂士紳階層在社會結構中扮演的角色與所起的作用。這就將問題引向了社會結構的中樞神經。因為知識分子是社會的良心，用荀子的話說是“儒者在本朝則美政，在下位則美俗”，轉移到康德那里就是“有勇氣在一切公共事務上運用理性”。所以，知識分子的守與棄，都能夠作為晴雨表，反映出社會生活的底蘊。費孝通先生的《中國士紳》，就是從田野調查入手，通過大量取證，說明了知識分子乃是社會生活不變的脊梁。他清楚地告訴我們，近代中國雖然遭遇了“三千年未遇之大變”（張之洞），但只要有一個核心價值存在，有士紳即知識分子們的捍衛，社會生活仍然不會徹底崩塌，并能夠通過自我創造性地轉換，重建起新的文明秩序。我由此想到今天中國的當代藝術，到底應該守持什么？又應該放棄什么？如果只是為時而語，贏得廟堂之上的那點輝煌，結果恐怕就是“皮之不存，毛之焉附？”這可不僅只是丟掉了“真詩在民間”的傳統，更是丟掉了自我的存在價值。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