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畫廊》：你最早從事的是偏于傳統的藝術，按理來講你的觀念應該偏于傳統，但你在1992年的時候就開始參與中國當代藝術文獻展。你對“當代藝術”的定義和理解是什么?
王璜生(微博)(以下簡稱“王”)：我認為“民族性”是不斷被模糊的，取而代之的不是大一統，而是多元化。我對當代藝術、現代藝術的自覺介入帶有一種理性判斷：當我面對一個更開放的當下文化情景的時候，我是站在一個帶有古典情懷的角度對它進行認識、關注、介入的。我指的“當代藝術”不是一個狹義的概念，而是中國當代整體社會文化的概念。當代藝術也不單純是一種呈現出來的當下的藝術活動，更多的是在當代藝術背后所隱含和提供的對當下的社會、當下的文化氛圍、時代發展的氛圍的介入，這種介入是對當代文化新的思考、思維方式的創新。
《畫廊》：你的身份是多元的，既有體制內的身份，又是一個獨立的藝術家和策展人，那么你覺得政府理解的當代藝術與你作為獨立藝術家和策展人所理解的當代藝術有什么區別?這種區別說明了什么問題?
王：理解的不同實際上是因為立場和角度的不同。作為美術館的館長，我對當代藝術的認識、選擇、介入，更側重于一種“學術”范疇。首先我們對中國當代藝術的上下文關系應該有一個更好的梳理。當代藝術從古典藝術向現代藝術的轉換的過程中，基于自身的一種文化的需求，文化的結構慢慢地發生一些轉換，通過外力跳躍性地變成了一個中國的現代藝術現象。中國的古典藝術包括古典文化觀念是怎樣轉換到了一個新的文化結構里面，這個邏輯并沒有梳理清楚。其次面對處于主流地位的西方文化結構，既然要交流，要獲得話語權，就要用當下發展過程中所使用的語言，包括所處的語境，它的語言的上下文關系等等，才能形成一個更好的對話。
政府對于當代藝術的立場和判斷與我們顯然有差異。政府的職責是政治，因此當代藝術也好，傳統文化也好，實際上重心并不在文化、藝術上，而是始終是“政治”。政府并不會思考具體的“當代藝術”是一個什么樣的概念。政府的態度，是將其納入到宏觀的、國家的文化戰略中去，這已經是一個很大的進步，這種態度也成為了一種信號和標桿，在一定程度上對當代藝術的生態是有好處的。但問題也隨之而來——政府在戰略上推出的中國當代藝術，是否在價值觀層面具備合理性?是否能夠真正經得起學理、學術層面的梳理?
《畫廊》：你在談及對廣東的藝術大師進行重新研究、評估、推介時要避免兩種傾向：一是被世俗化;二是被官方化。為什么要避免“官方化”?
王：我所謂的“官方化”是指由于單方面考慮文化政績、文化工程而忽視了其自身的學理性。政府對文化的重視，反而有可能催生一種新的文化投機，即不考慮自身學理性和價值觀，制造符合當下政策的“文化產品”，從而淪為新的題材決定論，而這種問題在時下已經很多。這樣的當代藝術，只不過從迎合西方變成了迎合中國，而其自身依然缺少價值內核。文化戰略不應該僅僅是一種新的國家意識形態出現，當代藝術要有價值內核和學理體系，才能良好、長遠地傳播。
避免“官方化”的方式并不是拒絕官方、堅持對立，而是建設性的干預、影響官方的決策。我們試圖努力建立一個比較成熟的學術評價體系，這個價值評判系統對國家的文化政策產生影響，同時也對藝術家的選擇產生影響。中國現在沒有建立這種價值評判系統，導致文化戰略變成了一維的符合政令的國家意志。學院美術館的作為空間就在于通過學術建立一個介于政府和民間藝術現場之間的價值評價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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