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劉杰 成都千高原藝術空間負責人
藝術：當代藝術應該是對自由的體現，這種自由包括無論是生命個體還是對社會人文的態度。但是中國的當代藝術部分是看似在表達對個體自由的體現，實際上它又是被商業利益綁架的，是否當代藝術大的風潮還是沒有真正的獨立性？
劉杰：當然，應該強調藝術家建立屬于自己的語言體系和價值判斷體系。什么樣的藝術具有屬于藝術家自己的價值體系，當然不能簡單的說是為某一種價值服務，也不能簡單說是西化的或者傳統的等等。正在建構的是什么，其實我們今天是不能準確知道的，就像我們人類不能預知未來一樣。每個階段真正能留下的進入歷史書寫的東西是由未來歷史書寫所決定的。但是我們要看到，今天中國大批優秀的藝術家已經做出了很多相當有價值的實踐成果。
藝術：從歷史的角度來看，近幾年，國內出現了很多復制性藝術或者符號性藝術的現象，但是它們都僅僅處于一個階段，在歷史的長河中藝術應該是健康向上的？
劉杰：在這個高速變化的時代里，藝術機構也好，藝術家個體也好，要從面對我們的當下完成一個知識整合并且用非常個體的方式來表達來傳達，這才是最重要的。至于將來的發展，我們誰也不知道。這樣說并不代表我們對未來不負責，其實所有對將來負責最根本的是要我們對當下負責。一個時代最有價值的部分實踐總是會成為文明的一部分傳遞下去。
藝術：有的行業人士認為，中國當代藝術其實還仍然在西方的體系和框架里面，之前我們要強調中國特色或者是亞洲現象，但是很多國外畫廊進駐之后還是按照西方的標準和體系框架及政治態度。
劉杰：在我們這里，常常聽到說這樣一個問題，常常動不動提到中國西方的比較甚至對立。我為什么不認同？說大一點像改革開放一樣，就說我們成功的經濟改革層面，事實證明我們到今天為止經濟改革成功的大量措施是學習和借鑒西方的，甚至在過去有一段時間，把市場經濟也說成是西方的專利。但是我們難道真的就變成西方了嗎？不會。其實包括文化藝術方面，比方說畫廊機制、博覽會機制，我們其實是學了別人成功的一些方法和運作機制，雖然它對我們自身的文化藝術策略會有調整，但是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文化最優秀的那一部分怎么丟都丟不掉，一種文明能夠丟掉的一定不是最重要的東西。
藝術：從ART HK上，你如何看待當代藝術發展的話語權？
劉杰：其實不存在話語權，從整個博覽會來講，泛亞洲（實際上是東半球）的畫廊占53%，能說它成了西方的話語權嗎？如果它要完全西方的話語權不會這個板塊占到一半，這樣一個板塊完全是泛亞洲的話語，整個板塊里面沒有西方話語絕對主導，沒有我們所謂的西方化----如果一定要把哪個地方的機構就非得說成代表哪個地方話語的話。事實上主辦方一直強調在地化，畢竟他們希望開拓新興市場。
因為主辦方是西方人，而評審委員會有西方人也有東方人，畢竟博覽會的老板是他們，當然你可以認為是他們選出來的。那么反過來，比方說我們內地的博覽會老板成了我們，我們又該怎么選呢？這就是問題。當然內地博覽會要引進境外機構參加還有其它原因，關稅等等導致了它的壁壘。但是比方說像臺北、日本博覽會也面臨很大的困境。商業上的包括網絡上的比如GOOGLE、Facebook或者說這樣一些機構，它是全世界某個領域最大最有影響力的，如果不正視這樣一個現實是沒有意義的，巴塞爾作為現代當代藝術全球博覽會平臺，他們確實有更多的經驗和資源。實際上現在亞洲的其他一些老牌博覽會也在調整策略，以因應市場變化。
藝術：巴塞爾也在尋找新的市場，希望在中國開發新的市場和購買力群體，去北京對于他們來說非常冒風險，高額稅，溝通的環境等問題，而香港是最好的落腳點。
劉杰：他們選擇香港，大家都能夠看到的理由有幾個，第一，是自由港，第二，是沒有意識形態的限制，第三，是貿易上的國際化原則他們很熟悉，還有一點第四人才，包括通曉國際語言的人才，比如在這個地方香港博覽會他們的官方語言是英語。但是我們看到有三種通行語言：英語、普通話和粵語。而這樣的情況北京做不到，上海也做不到，語言要根據客戶的方便進行選擇，因為畫廊也好博覽會也好都是做服務的。
藝術：國內的藏家會來ART HK看和購買藝術品，相比來說你覺得北京和上海的博覽會還有什么特別的優勢嗎？
劉杰：也有。畢竟國內的買家和國際的大多數買家有很大的差距和趣味上的差異，國內還有各種各樣的買家。媒體常常提到的大藏家其實就是幾個人，買的東西非常有限，更多的藏家相當于散戶。而這些散戶絕大多數是不會來這里的，因為這里會對他們構成一個徹底的挑戰，完全超出他們的視覺經驗和經驗系統之外，讓他們覺得沒有安全感、難以產生認同。那種看起來好看的有敘事性的現代主義以前的東西，讓他們中的一些人容易認同、覺得有安全感----畢竟收藏首先是一種消費。國內的博覽會仍然會有市場，一點問題都沒有，并且國內的博覽會在國內的優勢是境外博覽會很難比擬的，而國內的新興收藏群體也在高速成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