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日前由中國文聯主辦，中國文聯理論研究室、廣西文聯承辦的第七屆全國中青年文藝評論家高級研修班上，著名雕塑家吳為山直陳對一些文藝批評家的質疑。在商業文化邏輯孕生的“紅包批評” 、 “廣告批評” 、“噱頭批評” 、“酷評”等新形態“偽文藝批評”喧囂的當下，在自媒體時代打造“全民皆評”的今天，我們卻似乎在各種批評泛濫的語境中，承受著真正的文藝批評“集體失語”的尷尬。
缺一張“世界地圖”
“文藝評論的品質，最重要的是言要平，即公平。要學習古今中外的歷史和人類的創造，才能站在一個至高點上看待歷史、看待今天、遙想未來，才能把今天的文藝創造放在歷史的天平上，衡量它的價值。 ”吳為山說。
“沒有地圖，你怎么開車?現在沒有地圖，至少有一個GPS。 ”用古今中外的知識譜系來導航，這是吳為山眼中批評家應有的素養。他說：“中國的藝術家可能只拿一張中國地圖就行了，但評論家一定要拿一張世界地圖。這張世界地圖是對整個社會、人類文化的全面了解，因為任何藝術的生成不僅在一個學科，而是和人文、政治，和文化史、思想史甚至科學史都密切相聯的。 ”
但事實上，許多評論家可能是連一張中國地圖甚至是GPS也沒有的“盲行” ，比如某評論家未觀影便將《金陵十三釵》定義為“情色愛國主義” 。中國電影藝術研究中心副主任饒曙光指出，當下中國電影產業與好萊塢抗衡的“短板”之一便是缺乏與之相適應的電影觀念體系，這與批評家直接相關。“當下很多電影批評，都帶有強烈的情緒化特點，缺乏產業關懷、產業緯度和產業標準。離開產業化實踐和實際抽象地談文化，實際上不能有效地來指導我們電影產業化的實踐。 ”
缺批評的勇氣和能力
在網絡媒介極度發達的今天，批評與被批評的“戰爭”無處不在，然而這種貌似自由和繁榮的批評表象之下，某種程度潛藏的也許是實質的蒼白。“從批評的角度看，中國一個很大的危機是人們批評意識的薄弱和不成熟，我們容易盲從輕信。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李建軍認為，這是從孔子時代開始我們幾千年文化的一個問題所致，即遵循一種同一性文化，也可稱之為認同性文化。我們提供了一種標準答案、絕對真理、圣人之言，然后就口誦心惟。
李建軍指出，與西方求真性文化不同，中國的古文化具有反求真性，中國總體上是求善的文化。而批評恰恰是與我們的反求真性文化逆向而行的求真行為，所以我們批評意識尤其需要提高，這有賴于批評家、文學家，甚至每一個公民批評意識的發達。
“但是嚴格來講，當下文學整體上缺乏批評或批判精神，缺乏直面問題的勇氣甚至能力，也可以說是基本上沒有真正的批評家。我們的文學太缺乏批評意識了。我們既不習慣批評別人，也不習慣接受別人批評，所以我們常常要么把批評界定成‘罵人’ ，要么界定為‘酷評’ ，我們總容易把批評妖魔化。 ”李建軍說。
缺正確的文化立場
“難道文藝批評就是殺氣嗎?別人都說好的我偏說不好，別人都說不好我偏說好，這就是我們評論的姿態嗎?這樣一派殺氣讓人驚心動魄。 ”對當下的批評現狀，中國劇協副主席、劇作家羅懷臻十分感慨。1993年，羅懷臻有一部作品在北京演出，演出后《劇本》雜志刊登了兩篇相關批評文章。“這兩篇文章讀到我流淚，讓我有一種知遇之感，有一種被人理解、被人發現、被人體諒的感動! ”他說。
羅懷臻認為，評論家應該是創作者的朋友。那種缺乏深度解讀，沒有了解創作者的生命來路和創作歷程的評論是不負責的。那些吃了別人的“美味佳肴”后，不但不感激，還破口大罵，嘩眾取寵的諸多“酷評”家，只不過是批評的“行為藝術者” 。
羅懷臻指出，我們的創作其實很難回避民族文化傳統、現代文化傳統和革命文藝傳統。它們彼此滲透，不可割裂，而某些創作者和評論家往往只秉持一個傳統，不及其余。今天的許多批評家或者奉西方標準為至寶，把批評的社會和經濟效益最大化，或者將宏大敘事轉向私人話語，只見樹木不見森林，或者只見權威評委，不見權威評論，讓人痛心。
“所以我們要建立基本的文化立場，才能有公允的批評。任何一個時代都有自己的文化姿態、文化立場。我們今天抱持什么樣的文化立場，用何種標準去衡量文藝作品是文藝家必須要做的功課。也許一部作品是微觀的，但是對創作者和評論者來說，應有大局觀，應把每個微觀的創作與評論放在時代的大的審美背景之下來觀照。 ”羅懷臻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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