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明清，文人畫逐漸占了藝術的主流地位。它不同于院體畫的創作主體和藝術觀念，是宋代文人即官僚，不屑與宮廷畫家及其摹寫物象和政教藝術觀念為伍，追求逸筆草草和獨抒性靈的藝術境界，以慰藉官場帶給自己心靈苦悶的結果。這是中國藝術史上一次大規模和長時間的自覺創造。
自近代康、梁始，尤其五四時期陳獨秀在《新青年》上發表《美術革命》之后，幾乎所有思想家都把矛頭對準文人畫，以儒家社會擔當的角度，責難文人畫在個人逸氣的小格局里沉溺太久，要求藝術負擔救國救亡的使命，主張引進西方的現實主義，以拯救中國的藝術。
從當時的文化情境看，要求給藝術注入關心現實的新鮮血液，意義深遠。也許，社會擔當的熱血，對現實的憂患，會造就新的人格和新的生存感覺，從而給文人畫以新的轉機。但是，當時藝術關注現實的精神內核，無法找到一條從儒家功利主義轉換出來的途徑，致使其后半個多世紀的中國藝術，陷入到語言上摹寫物象和藝術附庸于政治的困境。
其實，文人畫的初創，標志了自覺到自由表達個人“性靈”的內心需要。從某種角度說，這種藝術觀念已經觸及人類藝術史追求自由和個人感覺的根本理念。同時，文人畫所創造的 “與書法書寫性有關聯的繪畫性”，和意象的造型觀念，對現代藝術的發生產生了不可估量的影響。
八十年代中期，“新文人畫”潮流的出現，正是中國水墨畫界反省了徐悲鴻直至文革水墨畫革新的結果。“新文人畫”不滿近現代“中國畫”用寫實主義造型觀以及政教功用，代替文人的個人感覺和筆墨韻味，多是強調對筆墨韻味的重新繼承，我當時有過幾篇小文字如《南線北皴》探討過這個問題。我現在依然認為“新文人畫”是當時藝術界一個具有實驗性的藝術現象，當時一些反對者多認為“新文人畫”沒有了文人士大夫的書卷氣和文雅，其實，我恰恰覺得他們把傳統士大夫的書卷氣，轉換成現代人的無聊、潑皮、享樂、庸懶、消沉、懷舊等具有世俗化的人文意識，才把文人畫傳統轉換出來。
二十多年過去了，現在幾乎可以說新文人畫風已經成為水墨畫界的主流風格。新文人畫家人才輩出，也無需我再評述。我想說的是，一種藝術模式和風格一旦成為主流，初創時期的人文精神就容易被語言模式的慣性所淹沒。在迅速商業化的情景中，朱新建式的人物造型和趣味，幾乎影響了大多數人物畫的造型方式。山水畫中密密匝匝的點子皴法，大多濫觴于宋、元以及四王、黃賓虹的筆墨程式，在明的和暗的水墨畫展覽和市場中，到處是粗制濫造和陳陳相因的作品。“新文人畫”中的實驗和創造性，在大多數新文人畫家的作品中，被自己“把玩”掉了。毫無疑問，近年水墨畫界出現一股復古風。唐代的古文運動和西方的文藝復興，都是借古張揚新人文精神的運動，但愿這股復古風能催生出大批有創造力的藝術家來。
九十年代初我寫過一篇《展示形式與中國水墨畫的革新》的文字：“中國水墨畫和琴棋書乃至吟詩品茗，一直是文人士大夫在經邦濟世之余，聊寄胸中逸氣而成為生活品位的標志。因此，‘把玩’作為文人水墨畫的一種高級欣賞形式，對中國水墨畫形成卷軸形式以及筆墨韻味的美學標準，起到不可估量的影響。每逢窗明幾凈，邀幾位好友，焚香凈手，取出珍藏的寶卷，展觀品評，都是在極祥和、安靜的氣氛中，近距離地仔細品味的。所以對文人水墨畫不稱看而稱“品”，即細嚼慢咽地品味其中味道——尤其是筆墨在紙上行走時留下的種種難以言傳的感覺，并且隨看隨收，卷軸是十分便捷的一種樣式，遇到愛不釋手的，還可十分便利地懸掛起來，供較長時間觀瞻，也可隨時調換，而且便于收藏。后來發展出手卷、冊頁和扇面這種更便于把玩的樣式，也是十分自然的。”而西方油畫的產生，無論是面對教眾的宗教藝術，還是宮廷貴族的殿堂裝飾，無論是公眾性，還是大空間，遠距離觀賞對大幅面壁畫和油畫的產生起了重要作用。直到16-17世紀油畫出現市場化和流向私人家庭的現象，才有威尼斯畫派和小荷蘭畫派小尺幅精致油畫的出現。
“本世紀初的美術革命，源于近代思想家要求藝術起到喚起民眾的作用，當作品不再是文人雅士小圈子的把玩品，而成為供民眾觀看的作品時，現代展示方式——展覽會就出現了。由于大空間、遠距離，以及民眾非品味地匆匆觀看，展覽會的展示方式對藝術風格的變化提出了新的要求。徐悲鴻的作品整體大效果粗率有力，有受現代展示方式影響的因素，然而筆墨趣味和講究的程度遠不及水墨傳統畫，自是被現代展示方式犧牲掉的東西。不過，中國水墨畫從把玩到徐悲鴻時期，現代展示方式才試驗了幾十年，我們不能要求太高。另一方面，徐悲鴻并沒有意識到現代方式對作品風格的制約，因此他的大多作品保留了卷軸形式，但徐悲鴻的畫面構圖由于受西畫影響，畫面又有種現代感，因此，畫心就與卷軸之間，就又一種不協調的感覺。只是到了1949年以后，‘為工農兵服務’成為重要的創作原則，以及展示方式多是展覽會時，中國水墨畫的卷軸樣式才受到徹底的沖擊，水墨畫可以像油畫的畫幅比例那樣，構圖和畫面造型也幾乎與西方油畫差不多了，像劉文西的大幅水墨畫即是如此。”當然六十年代傅抱石和關山月先生的《江山如此多嬌》是一種大尺幅的嘗試，但那是特別的政治任務，而不是一種自覺試驗，所以也僅數例而已。
現代社會就是公眾都有權力欣賞藝術的社會，這是大型展覽會誕生的社會基礎。象歐洲的威尼斯雙年展，卡塞爾文件展等一個展覽有幾百人參加，很多作品為了氣勢恢弘和奪目搶眼，大尺幅，巨型裝置比比皆是，也是大勢所趨。但是對于中國水墨畫尤其是文人畫的發展，如何解決遠距離公眾觀看，同時又不失文人畫筆墨趣味的細膩和豐富的問題?能否如一些西方大師倫勃朗、戴維、德洛克羅瓦等人的作品那樣，遠看氣勢雄偉，近看筆筆精到?
這是我選擇徐龍森的作品作為例證的原因。我看到他2008年在今日美術館那幅《九棵樹》中的大樹時，為之驚訝：巨大的尺幅和大空間之間，形成巨大的張力，畫面整體氣氛既大氣磅礴，又寧靜泰然，完全把中國文人山水懷抱以現代的方式轉換出來了。“山水媚道”“澄懷味象”，在對自然的敬畏中，獲得“淵渟岳峙”般的寧靜和泰然，這樣一種審美精神，尤其在早期如宋山水畫中得見。此后“可游”“ 可居”的趣味上漲，尤其到了明清代一些山水小品，尤其園林中的小情小景和過于人為化的趣味，取代了早期那種對自然的敬畏和崇敬。當然，小情小景，更近于人性。但也許在現代社會，人更需要那種對自然的崇敬，以及與自然和諧相處、相交的精神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