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巴黎，在展覽方接受新聞記者的采訪會上，絕大多數法國記者沒有提及“1.8億”(以下皆為港元)的問題，只有一位女記者的提問中出現了“錢”這個單詞，但她的臉很快就紅了，有些不好意思——畢竟這是一次關于藝術的展覽，盡管展覽的是中國藝術家的作品。
我接到了不少媒體的電話，詢問如何看待曾梵志的作品賣到“1.8”億這個數字?又如何看待人們對藝術家或者相關人士天價做局的繼續質疑?的確，所有詢問以及問題的焦點都是錢。事實上，在中國的今天，在不少藝術活動與展覽現場，人們談到最多的就是錢、錢、錢。
猜測沒有止境，日常生活中，人們需要談資，盡管每個人的角度不同，相信在未來新的數字出現的時候，所討論所懷疑的問題還是這類老問題，總之就是錢的問題。這意味著，在中國，只有錢是個問題，其他都不是問題。
我在展廳里待了不到一個小時，作品非常熟悉，中國藝術家能夠在巴黎市立現代美術館做個展，我想不出有什么副作用足以抵消其積極的作用。展覽完整地呈現了曾梵志上世紀80年代到今天不同時期的作品，能夠讓觀眾充分了解這位藝術家的藝術變化的過程。相信這對于巴黎的觀眾來說，是一次很好機會了解他們不太熟悉的藝術家的藝術。如果有人要深究藝術家的藝術問題，也許那些展示在展覽入口的文獻材料以及涉及其他關于中國藝術的評論和歷史著作會有所幫助，如果有機會組織研究與學術領域的更加深入的討論會，就更能夠增加人們對大量的涉及歷史、政治、社會、技術、風格以及手法問題的理解。展覽、呈現、出版、推廣、會議、交談以及作品流通，這些由人類自己設計出來的文明游戲構成了文明史的一部分，其規則與變化也是根據人類生活的需要而調整的。針對展覽我要說的是：這不僅僅是一個叫做“曾梵志”的中國藝術家的一次展覽，更是為巴黎和歐洲的觀眾提供一次觀看一個具有特殊性的藝術的機會，實際上，重要的不是曾梵志，而是曾梵志的藝術。站在一個法國觀眾的角度上講，不過是欣賞到了他(或者她)在盧浮宮、奧賽和蓬皮杜看不到的一種繪畫藝術，就此，展覽已經在很大程度上達到了目的。如果從展覽本身的安排與設計來看，也許“面具”系列的作品多了些，展墻的作品還可以松動而不要放得那么滿，同時，倘若作品旁邊有更為充分的文字，也許更能夠幫助觀眾對作品的理解。
當然，人們有很多問題想問：為什么是曾梵志?為什么他的藝術就能夠進入巴黎市立現代美術館?為什么他的作品就能夠拍到“1.8”的數字?這位藝術家經常服飾講究地出現在媒體(尤其是時尚媒體)和不少場合上，他的面部經常帶有些許傲慢和透露出野心，他似乎也表現出越來越不屑于與其他藝術家共同舉辦展覽，他甚至就是一副過去只有在資本主義社會的上流圈層才能夠看到的派頭：雪茄、雪白的襯衣、品質不錯的背心、锃亮的皮鞋以及隱而微顯的深算——所有這些，都與中國大多數人對一位卓越藝術家的想象和形象設計并不吻合。顯然，那些特別關心曾梵志的人并不太關心他的藝術，而是關心這位藝術家的肉身表面，關心他在社會或者世界不同場合的語境，關心曾梵志的言行在自己大腦里激活的那些八卦無聊的話題，最終，關心曾的作品所引發出來的天價數字。
坦率地說，盡管我至今也不時遭遇捉襟見肘的困境，對不少人津津樂道的所謂“上流”社會的生活方式還是沒有興趣，為了多給自己一些自由，我也沒有參加當晚各色“上流”人物聚會的酒會，但這不意味著我對之感到嫉妒或惡心，僅僅是自己的一種選擇，這完全不是我分析藝術家的藝術問題的依據。在巴黎和阿姆斯特丹的幾天里，除了完成一些必要的學術工作，我還是去了一些曾經去過的美術館，在維米爾、倫布朗、凡·高作品面前駐足良久，我再一次湊近作品欣賞了解他們的藝術。在巴黎市立現代美術館，我看到了那些早年大師們(畢加索、米羅、德勞奈等)設計的掛毯，也讓我覺得新穎，因為這是我第一次看到那些藝術家專門設計的掛毯，在我過去的認識里，這些先鋒派是不會去做那些實用性設計的，盡管他們認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藝術。
在中國，曾梵志因為“1.8”億而再一次成為人們的焦點。然而可悲的是，人們關注的真正焦點是“1.8”。人們不關心一種藝術產生的具體原因，不關心藝術家創作的艱辛歷程，不關心藝術家究竟在想什么，不關心藝術家的藝術的基本特征，不關心一位藝術家的藝術給這個社會究竟帶來了什么樣的精神財富和有什么意義;而是聚焦金錢，猜測“1.8”億的做局，甚至期盼他人“泡沫破滅”最終失敗。就此而言，“1.8”億反射出今天的中國處在一個貧困的時代，一個關于精神潰敗的戲劇繼續演出的時代。
呂澎：1956年出生于重慶，1977—1982年在四川師范學院政治教育系讀書，1982—1985年任《戲劇與電影》雜志社編輯，1986—1991年任四川戲劇家協會副秘書長，2004年，中國美術學院博士研究生畢業，獲博士學位，現為中國美術學院藝術人文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