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經過新世紀13年的調整之后，現今中央美術學院已經由原來單一的、以造型藝術專業為主的小型美術院校，發展成造型藝術、設計藝術、建筑藝術、藝術人文四大專業板塊相互支撐、相互影響的綜合性美術院校。這一轉變必然帶來教師創作方式的新變化。瀏覽此次“閱兵式”式展覽，引發我思考一個問題：如果美院教師以往多“擇地深掘井”式的創作模式，現今則增添了“上路重組車”的創作模式。
“擇地深掘井”式的創作模式是中央美院教師一貫的創作模式。這一創作模式主要表現為以下流程：以藝術語言的磨礪為起點和過程，完成由普通人向“藝術家”的蛻變，進而基于藝術問題繼續深入，并以“狀態”為基準，拓展為對社會問題的處理。自我磨礪與外向關注互相促進，使其成為典范意義上的“自然生長式”藝術家。
中央美術學院的校訓為“盡精微 致廣大”，如果按照“盡精微”而“致廣大”的順序來讀，上述判斷的含義便昭然若揭了。
“擇地”是對“所要處理的問題的選擇”，首先會對這一“問題”進行考量，是為“擇”，這類似于論文開題報告——你所提出的問題有沒有價值？前人做了哪些處理？處理到什么程度了？你在此問題上做怎么樣的深入？
下一個環節，你具備“深挖”的條件嗎？這除了中央美術學院這一個外部條件之外——它提供了相對自由、學術的創作氛圍，一個藝術家的藝術素質、持續專注能力、對自我世界的警覺和分析能力也會成為極其重要的因素。
此次“CAFA教師創作特展”每位教師展出1-2件作品，基本上是他們創作的“冰山之一角”，盡管如此，仍可以管中窺豹。從這些作品中，能夠看到這些教師對學術問題的持續關注。如藝術介入社會問題（徐冰、劉小東、姜杰、康劍飛），藝術的超越性問題（蘇新平、展望、于凡、丘挺），藝術語言的探索問題（譚平、陳文驥、王璜生、孫路、劉剛、孫遜、劉文濤），民間資源的當代轉化問題（呂勝中、喬曉光、鄔建安），國畫創新問題（賈又福、陳平、劉慶和、賈云娣、馮海濤、徐華翎），油畫的民族化問題（袁運生、靳之林、洪凌、石煜、劉商英），雕塑傳統問題（孫家波、申紅飆、陳科、張偉、周思旻），材質體驗作為藝術創作的重要基點問題（隋建國、張國龍、王郁洋），新材料與新技術問題（王川、繆曉春、費俊、彥風、姚璐、吳帆），個體自我的深入挖掘問題（喻紅、王玉平、李帆、申玲）。需要指出的是，日常思索與持續探索是中央美術學院教師的一貫狀態，這并非因為時間與工作量限制而受到阻隔。同時上述問題亦呈現相互交織關系。
“擇地深掘井”方式的創作模式催生了“自然生長式”藝術家，伴隨著學科的拓展，新技術基礎上的新專業的發展會帶來創作模式的重要變化。如果我們回想19世紀攝影術的發明對整個美術界的沖擊，這個問題就容易理解了。當時整個繪畫界都在回應攝影的沖擊，試圖與攝影一爭高下。
這個問題如果反過來思考，將一種新技術視為藝術創作的新工具，并基于（或者質疑）這一新工具的技術核心，從而進行創作，可能就不會產生19世紀畫家的“恐懼”，這可以稱為我院攝影專業教師王川所說的“應變”，我稱這一創作模式為“上路重組車”。新技術本身如果是一條高速公路，它本身有自己的邏輯，順其發展整合，或者解構重返自我，都無法忽視它的存在。這或許是這個時代最重要的課題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