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你認為藝術的價值是什么？
蔡國強：這個問題有點像是問水手，大海對你意味著什么。我也經常回到家鄉和上海做作品。能通過藝術這種時空隧道，可以在不同國界、不同文化、個人與群體、體制內外、藝術界內外，相對自由地來來往往，這本就是當代藝術的價值。
當初現代主義出來的時候，就是因為那時的藝術太狹窄，離大眾太遠；現代藝術作為前衛運動出來，后來慢慢變成了非常系統化，并且很有商業性。我常常開玩笑說，現在是“當代藝術學院派”，本來當代藝術是反學院派的，結果現在大家都很在意美術館系統、藝術市場、收藏家之類的事情。
記者：每一個項目的起始點是什么？
蔡國強：大家很容易說我在中國文化里找元素使用，陶瓷、紙張、火藥。但那可以說是表面，其實我是更在意中國哲學在自己藝術里的摸索，比如易經，變化才是根本，變化才能真實，固守不變對我來說是不真實的。還有道家的“無法是法”、“借力使力”，我在不同文化里面可以跟人家互動，借人家文化的故事、技術、素材，創造新的可能性。其后面的價值觀就是包容精神，面對不同的文化，首先不能有排他性，無論是烏克蘭還是多哈，都可以成為他們文化的一分子，使自己開放、包容，同時又要有自己的堅持。這種辯證關系在我的工作中是比較明顯的。
年紀越大越好玩
記者：你這兩年的成長、變化是什么？
蔡國強：更兒女情長，花花草草，春夏秋冬。對比我2006年的《撞墻》，現在的《九級浪》，更童話色彩、更溫馨；雖然視覺同樣很強烈，但卻有淡淡傷感。
也許是因為年紀大了。我兩個女兒，現在一個24歲、一個10歲，都想做藝術。小的告訴我長大要在紐約讀藝術，我很傷心，告訴她說你是可以自由選擇的。你表演得很好，長得又漂亮，我感到你在紐約讀表演很好。她說，不會，我只會做藝術。這樣的對話，讓我傷感，因為我更會敏感和在意了。
記者：除了藝術之外還喜歡關注什么？
蔡國強：一張報紙從頭讀到尾，一天有大概五個小時在網上看各種東西。我主要關注社會，不太關注藝術。因為咱主要就是比較能做藝術的家伙，天性、感覺較好，不會為藝術很痛苦，不是“苦苦琢磨”的那種性格。但對國際政治、中美關系、政治改革啊什么都會關注和思考——看的是別人的觀點、第二手資料，但自己也喜歡思考。
記者：為什么把自己稱為“男孩蔡”？
蔡國強：我的展覽在世界上受歡迎。去年我在巴西里約熱內盧的《農民達芬奇》個展，是2013年全球在世藝術家展覽中觀展人數最多的——平均每天6400人。其實我每到一個地方展覽，基本都會打破當地紀錄。泰特美術館舉辦達米安·赫斯特的回顧展，有四十幾萬人看；但我這樣一個中國人的展覽，跑到只有四十幾萬人口的西班牙畢爾巴鄂城，竟然有五十六萬人來看。2008年我在紐約古根海姆博物館的展覽，打破他們藝術家個展的觀展紀錄；兩年之后康定斯基的超過了我。當然，這樣的數字并不等于我的藝術比人家好。
可是我也會常常被問，“你為什么會受歡迎？為什么大家喜歡看你的展覽？”我自己的體會就是，我有少年的好奇心。這種童心跟全世界各種各樣的人都能共鳴，從孩子到大人。我會觀察自己的這種少年情動，做藝術的童性。
記者：你內心的男孩蔡一直都在嗎？
蔡國強：我希望他能在，年紀越大越好玩。我發現畢加索、齊白石就是這樣，但是你不要寫這句，不然又會被人覺得我把自己說大了！
有時候已經說得太白
記者：關于火藥。你曾經說過，之所以迷上這種材料是因為“火藥一直具有的偶然的不可預測性”，時隔這么多年，你對火藥爆炸出來的效果已經有了更為嫻熟的把控力，這時候它的“不可預測”是否減弱了？要用什么辦法去消解？
蔡國強：火藥爆破主要還是針對我個人，我太理性了，小心翼翼，跟父親一樣，畫畫可傳統保守了。做人可以保守，但是做藝術保守就沒什么希望，我就一直在尋找一種材料，可以對我自己的控制欲、保守進行破壞和干擾。慢慢就找到了火藥，直到今天我還是會把握不住它本身的能量，性格也還是沒有改變多少。
最早我是在油畫上做火藥，我的自畫像，在上面炸一下；后來我又做比如《萬里長城延長一萬米》，我把在室外做的爆破項目用紙張炸出來叫“火藥草圖”，慢慢也變得容易了；最后我又把火藥干脆當做純繪畫來進行，比如說牡丹花、人體。我會找這些新元素去讓火藥面臨不同的新問題。比如會跟舞蹈家合作，從早上到晚上九點，她用身體來表現當下感情，我則不停地畫下她的剪影，再用火藥那種飄忽不定的硝煙來表現。
記者：呂澎曾經在《蔡國強的展覽意味著什么》一文中提出，你與黃永砯、谷文達、吳山專、徐冰相比，在思想洞察力與批判性方面對中國當代藝術史沒有太大的貢獻。這也是許多人不喜歡你的地方，認為你離中國和西方的權力都太近了。你對當代藝術的理解是不是與很多人不同？你怎樣回應不談現實沖突的批評？
蔡國強：人家的批評肯定有對的。可是，比如我在澳洲的展覽最近剛結束，根據昆士蘭政府的報告，我的展覽為當地創造了一千四百萬美元的收入，有十一萬人到那里住旅館、吃飯——這些東西我不知道叫不叫“對社會有貢獻”，我也不知道那些人到底來這里看啥。如果僅僅是好玩，他們為什么要坐飛機從多哈、印尼、沙特，只為來看一圈動物圍著喝水。
批評肯定還是有道理的，因為我的東西看起來那么有視覺吸引力，那么奇觀，人家就很擔心是不是后面就沒思想了。但是很多人看那圈動物看到流眼淚，肯定也是有點道理；畢竟大家去迪斯尼不可能流眼淚。當你看到另外一件作品，九十九只狼撞墻卻又往返不息，很多人能體會到文化之間的隔閡，人與人之間看不見的墻，人生忙忙碌碌從那群狼里看到自己。
可是我沒有把事情說白，這是我的美學追求，而且我感到自己有時候已經說得太白了。好也是這樣，壞也是這樣——只不過世界上那么多藝術家里，有一個這樣的人也可以。他就是聳人聽聞、驚世駭俗，放煙花，那煙花為什么不能成為藝術？就我在努力，也行了。有一個這樣的我也不壞。
作品表現我作為一個人的脆弱和搖擺
記者：你是不是更偏向于從外圍說明問題，而不是直接尖銳地切入？
蔡國強：也許。有人把藝術當作是改造社會的工具，但目標太明顯的時候就要小心。社會主義蘇聯八十年，在此之前有很多偉大藝術家，夏加爾、康定斯基都是在蘇聯誕生時很積極，后來灰溜溜到了西方，蘇聯時期基本沒有好的藝術家，原因就是藝術被要求成為改造社會的工具。如果我們現在這么想，就有點跟他們變得一樣，有點功利性。因為我個人是這樣成長的，我就怕成為這樣。
當然我現在做《九級浪》也說是生態主題之類，可是小心翼翼，也有些吞吞吐吐，畢竟環境問題我也不專業。但我對這個話題有共鳴。在發電廠里做展覽，會自然想起要做一個與生態有關的主題。可是在做的時候要很小心“用它來改造社會”——我不可能這樣偉大。如果是，我就不真實。我的“真實性”，就在于作品表現了我作為一個人的脆弱和搖擺，作為一個藝術家的矛盾。這也許正是我作品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