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六里屯到三影堂”
　　巫鴻

　　《六里屯》可說是《榮榮的東村》的續編，東村解散之后，榮榮于1995年搬入離東村不遠的六里屯，眼光和生活在變化，北京在擴張，一個用眼睛說話的日本女孩踏入小院，這是映里。從此她和榮榮，以及六里屯，在無聲對話中找到意義。兩年后，拆遷的巨輪碾過六里屯。當小院化為瓦礫，榮榮和映里手持白色鮮花，為小村的毀滅舉行葬禮。

　　初見榮榮在六里屯。路上出租車突然停在路當中，大路戛然而止，柏油路面整齊切斷，前面是綠油油的莊稼地。一霎間我忘記了自己身在何處——從沒有不通到任何地方的路。恍惚像在夢中走到了世界的盡頭，再往前一步就會從懸崖邊墜落。我喃喃對自己說：“六里屯，北京盡頭，世界盡頭。”

　　看到榮榮的作品時，我知道對于他來說，六里屯的安靜、懶散和疲憊實際上充滿危機。有如臺風中心的風眼，這種危機中的寂靜使藝術家的神經格外敏銳，在緊張期待中審視一點一滴的現在，在無聲中諦聽著遠方傳來的嘯音。于是這些所有沒有時間感、不具意義的一切——殘破的瓦房，褪色的窗欞，房檐下的濃陰，夏日正午知了的悠揚叫聲——就都有了緊迫的時間感，都具有了特殊的意義。

　　這些作品標志著榮榮的“六里屯時代”的開始。這些照片是他在一個還沒有被拆掉的院落中所創作的關于同類建筑的命運的照片，也是關于圖像本身脆弱性的圖像。與充滿行動感和集體性的“東村時代”不同， “六里屯時代”標志了一個獨立藝術家的誕生。對于榮榮來說，這種獨立性反映在他對于死亡、悲劇和局限的反思和無奈。

　　雖能不時感到東村群體的回響，六里屯在變得越來越靜謐和封閉，越來越像是藝術家的專業工作室，也越來越具有私人生活的隱私和曖昧。 “廢墟”仍是榮榮攝影的主題，在畫面中的女孩子仿佛是一個抽象的符號、僅在攝影中存在的幽靈般的形象。這個形象在映里出現才變為真實。在這之前的那些惆悵，在廢墟中的徘徊，只不過是榮榮的期待。

　　映里在六里屯拍的是日常生活和零星感覺碎片，以“小樣”的方式第一次公開呈現。沒有剪裁也沒有挑選，沒有統一的空間和連貫的敘事，恒定因素是相機后面的映里的眼睛，好奇地觀察著周圍，但最多的是看入榮榮的眼睛和他的相機鏡頭：這些觀察的碎片就是她不曾經驗過、也不可能再次經驗的生活。

　　整個六里屯在2002年被夷為平地，榮榮和映里為這個地方舉行的葬禮也是對自己生命中“六里屯時代”的告別。這個時代從榮榮發現“廢墟”開始，以他和映里的相遇和結合結束。隨著六里屯的消失，他們離開了這個不復存在的地方，走向沒有邊際的世界……

　　三．

　　我給《蛻》的最后一部分命名為“重生”，并在展覽圖錄上注解：“一種關于美和青春的魔力是展覽第三部分的決定性主題，展示了榮榮和映里在發現彼此并墜入愛河之后合作完成的兩組作品。如同在廢墟中重生，自然仍未受損，重新獲得生命。兩位攝影家擁抱這個令人驚嘆的世界。和諧勝利了，斗爭平息了。感官的愉悅重新成為藝術創作的主要目的；甚至連富士山冰冷刺骨的冬日圖景中也充滿了喜悅。”

　　早先在兩位藝術家于2001年和2002年創作的寧靜的攝影畫面中所看到的“重生”，最終物化為他們對“三影堂”的創建（正式名稱為三影堂攝影藝術中心，坐落于北京東郊的草場地）。三影堂完全由藝術家獨立創辦，4600平米的復合式空間承載了一個雄心勃勃的事業，設施包括兩個巨大的展廳、會議廳、圖書館、暗房、咖啡廳，以及露天活動的空間。艾未未的設計為室內外空間進一步賦予更多的建筑重要性。2007年三影堂開幕之際，當作家Sheila Melvin采訪我時，我告訴她這兩位攝影家“做了意義重大的事。有那么多由企業或政府資助的博物館和畫廊，但我想這是第一個由藝術家自己資助的，而且是出于理想主義的動機。”關于由張黎和我一起策劃的三影堂開幕展“新攝影——十年”，我又對Melvin說：“我建議做這個展覽，是因為我認為他們首先應該建立一種歷史性視角。同時我覺得中國發展這么快，中國的藝術家卻并不經常思考。他們有天賦和雄心，但他們需要好好思考什么是中國當代攝影。”現在已是三影堂的第二年了，它已發展成為一個有豐富展覽和教育計劃的成熟機構，并開始廣泛吸引國際的注意力。這不是榮榮和映里“重生”的唯一結果，通過建立三影堂，他們以大量的攝影記錄了三影堂慢慢浮出北京凍土的過程，以及家庭的壯大：自六里屯時代起，他們已擁有了兩個小孩，正在等待第三個小家伙的出世。

　　2006年10月于芝加哥

榮榮映里新作展 展覽現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