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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藝術品”告訴我們，藝術的意義跟它背后個人的親密故事很有關系。但是，我們的策展人、評論人就是無法知道這些背后的故事，或是完全看不起這些東西，最后還是用他們熟識的語言、那些把他們放在特殊專業位置的詞匯如潮流、風格、形式效果、藝術史的意義等角度來看。很多時候，我們認為公眾不來看藝術，是他們有問題，要好好的教育、提升。有沒有想過，是我們藝術的中介人在看藝術的時候出了問題?
有時候我在想，什么是好的藝術，可能不是重要的問題，要問的，是什么是有意義的藝術?當然，也要問這個“有意義”又是個什么東西?
文化中介人除了界定藝術，還有界定觀眾。究竟藝術是給誰看的?你的觀眾是什么人?當我在上海蓋藝術館的時候，有一次我叫員工來開會，告訴他們我希望開館之后，固定的安排車子到農村，帶農村的小孩子來看藝術。員工知道后，全部都反對我的想法，他們認為這會把藝術館的地位壓下來，特別是在上海，藝術是高檔次的東西，根本與農民拉不上關系。
但是，我們的藝術就是給那些喝洋酒的城市人嗎?那些用藝術來提高自已的社會地位，或是用來炒賣謀利的人嗎?如果把藝術帶到比較貧窮的弱勢社群，你選擇的藝術對他們有意義嗎?還有，你會用什么語言、展覽模式來跟他們溝通?
當我們還是在努力解決文化藝術在意義上和群眾的距離的時候，文化企業的浪潮又涌進來。當然文化藝術一直是經濟體系其中一個環節，但當文化變成企業的時候，我們很快就純從經濟效益的角度來看文化藝術，而忘記了文化藝術里很多重要而沒有太大經濟效益的功能，包括創作和自我表達的喜悅、情感的表現、社群的連系，還有更重要的，反思、反叛和批判的能力。在一切都向錢向的大思維之下，文化企業化會不會把文化的思維單向化、膚淺化?
我們現在最逼切的，是要重拾、擴闊藝術的定義和功能，重建那已經失落了的文化藝術和群眾的緊密關系。作為公眾與藝術之間的中介人，對如何選擇、展示和解說文化藝術這個角色很重要，在文化企業的大潮流中，如何堅守信念，作為藝術的尊嚴、藝術工作者的創作自由，和公眾文化權的把關人，他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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