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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藝術博物館策展人吳方洲
近年來，兩岸四地的行為藝術現(xiàn)場展陸續(xù)舉辦，如“UP-ON成都現(xiàn)場藝術節(jié)”、“長沙現(xiàn)場藝術節(jié)”、“北京OPEN國際行為藝術節(jié)”、“北京大道現(xiàn)場藝術節(jié)”、“廣州現(xiàn)場國際行為藝術展”、“西安國際行為藝術節(jié)”、“前提行為藝術節(jié)”等;北京宋莊美術館、宋莊北京當代美術館和宋莊畫家村每年也有各種行為藝術展演。今年杭州也開始有行為藝術活動;另有臺灣國際行為藝術節(jié)、澳門國際行為藝術節(jié)，香港每年也有不少行為藝術事件發(fā)生。這些現(xiàn)場行為展演活動為藝術家發(fā)布作品和國際間相互交流提供了扎實的平臺。
但是在行為藝術文獻展方面，在2011年1月1日至4月1日宋莊美術館舉行的《行為藝術中國文獻》，才算是中國行為藝術文獻首次集中走進國內(nèi)美術館：1985年至2010年期間與中國行為藝術發(fā)展有關的近500件照片、原始信件及影像資料。相較于此，從2005年開始的澳門藝術博物館“以身觀身——中國行為藝術文獻展”腳步走在了華語藝術世界的前方。為什么會在澳門產(chǎn)生一個影響巨大的行為藝術文獻展?為此，連續(xù)擔任了三屆文獻展的策展人吳方洲接受雅昌藝術網(wǎng)的專訪。
澳門可以成為中國行為藝術的一個出口
記者：為什么會把行為藝術文獻展命名為“以身觀身”?
吳方洲：“以身觀身”行為藝術展覽這個項目和命名是我們前任館長吳偉民先生決定的。至于說為什么會有這樣的展覽?首先我自己也做現(xiàn)場的行為藝術，所以對兩岸四地的行為藝術狀態(tài)還是比較了解的。另外一方面我們也看到行為藝術反制度化或者反叛的性格非常強烈，我們覺得在那么一個特殊的制度——一國兩制下面，我們可以為行為藝術做一點工作。
其實最初我們并不是很直接想到行為藝術的。當時在考慮我們館在“兩岸四地”的定位，根據(jù)我們的實際情況，由于我自己也參與行為藝術，所以后來覺得這個項目可以做，特別是對于我們館來說也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你知道當代藝術跟社會關系非常直接，當下社會的一些情況，包括政治也好、社會也好，行為藝術家們都會站在比較前沿的位置，行為藝術在當代藝術還是屬于先鋒的，所以后來就敲定要做。
記者：可能在大家的觀念里，澳門當代藝術發(fā)展并沒有特別顯眼。這里有一個行為藝術節(jié)，是因為它具有這樣一個藝術土壤讓其能夠持續(xù)下去嗎?
吳方洲：很多人也問了這個問題，或者很多人也會思考這個問題，到底我們做的事情是不是首先要具備本身的土壤，然后才能做。宏觀地來看，比如說威尼斯雙年展，你說威尼斯市里邊有多少當代藝術家或者是出名的，關系不是太大，我是這樣考慮的。而且因為澳門在制度上的特殊性，可以使其能成為中國行為藝術的一個出口。
記者：您曾經(jīng)說過第一屆是“摸著石頭過河”，到這一屆是“拉著繩索過河”，作為策展人為什么會有這樣的一個形容?
吳方洲：因為行為藝術本身的先鋒性或者是它的本質(zhì)是具有很大的挑戰(zhàn)性，無論是行為藝術本身，藝術家本身或者是作品本身，在社會結構里面都是具有挑戰(zhàn)性的，他對社會的挑戰(zhàn)或者社會也對他的作品進行挑戰(zhàn)，他的本質(zhì)是反制度化，反體制化或者反標準化，他有這樣的一個性格，因此我們現(xiàn)在展出的狀態(tài)其實也是不太符合行為藝術的本質(zhì)。
你看我們現(xiàn)在只有展出經(jīng)過挑選的五十六件作品，挑選制度本身就不符合行為藝術的本質(zhì)，所以我站在藝術家的角度來看整個操作是比較矛盾。但是作為策展人也要站在可操作性上考慮問題，作為一個藝術博物館的可操作性非常重要，要不然就搞不成了。因此跟藝術家溝通特別重要，因為我本身是做行為藝術的，我完全了解他們的心理和生理狀態(tài)，所以我跟他們溝通相對比較暢通一點，最重要跟藝術家溝通還是用誠意。當然他們也知道我在這個位置上也是具有挑戰(zhàn)性，所以大家互相的溝通比較重要。
中國行為藝術人才日漸短缺
記者：您們的參展藝術家從第一年一百四十多個，到今年下降至八十多個，為什么會出現(xiàn)這樣的情況呢?是因為參與行為藝術的藝術家變少嗎?
吳方洲：第一屆肯定是最多的，比如我們第一屆2005年做，假如行為藝術有85年開始做的，他已經(jīng)儲存了二十年，所以第一屆的時候是特別多，因為很多八十年代的作品也交過來了，是這個原因。第二屆也有85年開始的一些作品，是因為第一屆他們沒參加，補交了一些。現(xiàn)在第三屆參展人數(shù)確實少了一點，比之前兩屆要少。我想可能有幾個原因造成。
首先是因為現(xiàn)在的宣泄情感渠道變多了。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兩岸四地社會的結構跟現(xiàn)在完全不太一樣了。現(xiàn)在的手機、網(wǎng)絡，還有微博都已經(jīng)非常暢通無阻，很發(fā)達，大家都可以在上面罵人。特別是微博，很多關于一些社會的事件、政治事件大家都會去轉(zhuǎn)發(fā)或者會發(fā)表自己的看法，這些都是一個好的現(xiàn)象，整個社會有多種意見表達的渠道。但是其實藝術家，尤其是行為藝術家也需要通過他的作品來表達他的思考。行為藝術家普遍都有一種很強烈的情感宣泄需求。除了平日在在這些媒體上表達自己的意見，還需要通過作品說話。可惜現(xiàn)在就是少了。這是我其中一個原因。
另外就是行為藝術人才青黃不接。行為藝術是沒有任何市場，你要經(jīng)得起市場的考驗，你能不能堅持做或者當你在做的時候總是考慮市場，可能你就變了，把行為藝術變了樣。作為藝術家自己也有一個底線，當你那個底線崩潰的時候，你就完了。你必須要堅持行為藝術的本質(zhì)，需要有堅持才能繼續(xù)做下去。
還有就是關于行為藝術課程的問題，我們學校里邊的老師是不是能夠用一個更開放的態(tài)度來面對行為藝術。我們開行為藝術課程不一定要培養(yǎng)藝術家做行為藝術，等于我們開美術課最終目的不是讓每個人出來做藝術家，是一樣的。我們要有一個比較開放的態(tài)度，因為行為藝術它的可能性非常大，你需要用很大的包容性，或者創(chuàng)意，才能夠做出一件比較好的行為藝術，你對社會有很深的認知，你對政治有很大的感覺，你對世界發(fā)生的一些事情都要有一個很大的激情，這些都是行為藝術家必須具備的條件。所以年輕藝術家參與少了，我感覺是少了，最近幾年新的年輕人出來做確實比以前少了。
兩面看行為藝術收藏
記者：從第一屆到現(xiàn)在已經(jīng)收藏了多少件行為藝術文獻?
吳方洲：六百八十多件。
記者：現(xiàn)在不少行為藝術家在做作品時，首要考慮不再是行為藝術的本身，反而會考慮后面拍錄像好不好，拍照片好不好看，您怎么看待這樣一個轉(zhuǎn)變?行為藝術收藏對于行為藝術來說利與弊在哪里?
吳方洲：我的看法，必須要有兩個身份的看法。如果我作為藝術家，應該是堅持行為藝術本質(zhì)性的問題，最重要還是他作品的過程。當然現(xiàn)在有很好的機器，你把它拍成很好的照片，這個沒什么問題。但是你在創(chuàng)作的時候不要把照片的美放在主要的，最重要的是過程里邊要表達的觀點。我覺得這是藝術家必須要堅持的一個底線，要不然你就不要叫行為藝術，你可以把它叫做攝影作品，絕對沒問題。若是你的身體去參與一些攝影的擺拍，作為一個攝影作品絕對沒有問題，但是你放在行為藝術上可能有人會質(zhì)疑你，明顯是為了攝影好看或者市場，迎合市場。藝術家主要還是要關注過程。
從策展人的角度，還要從一個更加宏觀的角度去看行為藝術現(xiàn)象，，其實我們現(xiàn)在展場里邊就是精英化的趨勢，我們選了一些東西出來，這些是相對可以展出的，這個選擇的本身就具有精英化的概念。這個現(xiàn)象也是我必須在行為藝術和文獻里要關注的。行為藝術最后可以被市場利用，照片拍得好，你不能說他拍的這么好，所以就不像行為藝術，最終還是要看他最早的想法是干什么的。如果他最初是想做一個行為藝術，最后找了一個很好的攝影師拍成一個很好的照片，沒問題，而且最后可以進行收藏，進入市場，也很好。
包容看待行為藝術新發(fā)展
記者：在這次的展覽中我看到像梁美萍那個作品，其實早在“M+：進行油麻地”中看到她的作品，當時我覺得這個作品比較像裝置。但是在您們這邊被定義成行為藝術，好像作品的界線有點兒模糊?
吳方洲：對，這個也是做這個展覽很大的挑戰(zhàn)，就是說作為策展人或者藝術博物館，我到底是如何定義行為藝術，這個問題考慮了很久，考慮到現(xiàn)在，最后我們覺得最好還是不要給他有任何定義。說到定義，因為行為藝術本身是反標準化的，所以我不可能給一個很準確的定義，我們只能夠給他一個范圍，大概這個范圍就是屬于行為藝術。
你也知道策展人工作本身賦予我的權利可以選作品和藝術家。但是行為藝術這一塊，我覺得不應該只有我一個人來選或者由我一個人說了算，所以我用了一個相對民主的方法，就是找多一點不同背景的人來參與。好像每一次我盡量找一個女性評委，從女性的角度來看問題。還有我選評委也是要挑選不同地區(qū)的。但是近年來行為藝術很多都是跨界的，像現(xiàn)在很多人做行為藝術也帶了Video來，他把影像與聲音藝術結合了，你能說他不是行為藝術嗎?這個也是發(fā)展的一個趨勢，現(xiàn)在很多藝術品都是作為一個事件，他要做一個這樣的事情，這個事情就是他的作品，他不一定是行為藝術。所以最后我希望對于這些作品，我們也是要把它包容起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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