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世博會上的“魔方”
大芬美術館效果圖
在奧運以后關于中國當代建筑的種種聳人聽聞的論述似乎已經大大減少，人們可以更冷靜地回顧過去10年的中國建筑熱。
通常，批評家把華人建筑師張永和1990年代中期成立“非常建筑”從事建筑設計看作中國實驗性建筑——有別于國有設計院所和大商業設計事務所的、有研究形式的設計思路——誕生的標志，而在21世紀的頭幾年，他和王澍、劉家琨等一些具有個人風格的建筑師一度成為很多時尚雜志報道的對象。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這個傳媒爆炸的時代，大量的設計合同也讓所謂實驗性建筑師難以擺脫商業市場的誘惑，有的以學院為依托進行學術探索，有的則完全沖入市場積極覓食，也有的在多級力量之間徘徊。
在混亂的多種權力、商業力量爭奪的城市中，中國人對高房價的關注壓倒了一切，所謂建筑風格的問題并沒有多少人在意。在喧囂了幾年之后，關于“中國實驗建筑”的種種話題似乎已經被之前對這一話題趨之若鶩的中國媒體所拋棄，在國外也有所降溫——建筑師庫哈斯推崇的迪拜也在經濟危機中出現停工了。也許，這恰好可以說是一個用來回顧和反思的時刻。
“本土資源”并非“傳統資源”
中國的實驗建筑師的背景不同非常明顯，比如崔愷、王澍、劉家琨三個人是在國內接受教育，他們對本身的傳統資源和1980年代以后傳入的新型建筑思潮進行了個人化的處理，而有國外留學經驗的張雷和都市實踐的孟巖、劉曉都等設計師則主要接受比較主流的現代主義設計思路，他們對基地情況、功能等的關注和“中國傳統文化”這類議題沒有多大關系。但他們都試圖在混亂的建筑場景中作出個人的、積極的回應。
具有文人氣質的王澍在中國美院象山校區的校舍設計中，嘗試把傳統園林、民居建筑和當代建筑環境結合，其中一個特點是大量使用了廢棄的舊瓦來作為建材——看上去有很強的裝飾性——并在空間上嘗試園林式的布局。
在東南大學建筑學院任教的張雷在江蘇南京郊縣石臼湖畔設計的“磚房子”有別于富豪階層的別墅，而是用低造價的材料為本地的文化人修建內斂的個人住所，而不同砌筑制造的肌理效果則顯示了他對造型的一貫興趣。
成都建筑師劉家琨并不諱言，建筑師需要適應目前中國大規模的、快速建設的現實，根據居住基地自身的歷史資源、發展要求來確定具有延續性的應對策略，合理利用資源，同時立足于當代生活的功能，用當代的技術和材料創造真實的、當代的、具有地方特性的建筑類型。他在參與設計四川大邑縣安仁建川博物館聚落時以一個大的中廳來作為反思的空間，這個聚落的其他博物館也是由國內外知名建筑師設計，不過多數的設計顯然和當地環境沒有對話，而且建筑質量本身也有問題，相比之下，劉家琨一貫主張“低技策略”，使用廉價紅磚、容易建造的形體而構成建筑，恰恰保證了他的設計的完成度——盡管這也許并不是他最具有情趣的設計。
深圳的都市實踐設計事務所針對城中村、羅湖老城區的發展曾提出一系列研究計劃，通過對具體的建筑環境進行研究，提出一些有針對性或啟發性的改造方法。而他們為著名的油畫村——集合上數百油畫作坊的大芬村設計的美術館就是其中之一，設計了靈活的展示空間和通道、廳堂，試圖讓美術館成為一個新的公共交流空間，讓村民可以隨意穿行，也能和周圍城區的人有積極的交流。但問題是美術館真正建成后一度門禁森嚴，與相鄰社區和學校的連通橋并沒有敞開，屋頂開敞的公共空間也不得隨意停留，這種管理上的缺乏再次證明當今中國最大的問題不是硬件，而是公共財政制度、管理制度和人的素質等“軟件”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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