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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建軍教授發言
梅建軍：我覺得今天的報告非常有意思，楊振寧教授一上來就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就是科學和啟蒙運動的關系，剛才阿克曼教授也講到這一點。文樹德教授提出了一個不同的看法，認為古希臘時期這樣的科學探索都已經存在了，為什么一定要說啟蒙運動對科學，至少從生命科學看來，沒有一個很明確的關聯。我想這恐怕跟大家理解的啟蒙運動究竟是一個什么意義的運動，這里面楊振寧教授在報告中講到了兩個重要的特點，一個是“去宗教化”，還有一個是理性化。去宗教化看上去更多的是思想文化啟蒙的過程；而理性化是強調科學思維、科學方法。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因為楊振寧教授剛才很謙虛地講，如果我們要真正搞清楚這個啟蒙運動跟科學的關系，我們要看看當年的那些科學家，去研究他的日常生活、研究他的手稿，里面這些人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啟蒙運動的這些思想家的影響，我們才能夠真正搞清楚科學和啟蒙運動的關聯。我很贊成他這樣一個想法。而且從直觀的角度來看，我覺得這兩個是分不大清楚的，如果把科學完全摘開，好像跟啟蒙運動獨立的，我覺得這樣是不對的，我覺得這兩個是密切地聯系在一塊的，18世紀當年從事科學研究的人，這些人的思想都是關聯在一起的。所以我覺得恐怕不能把這兩個完全分開，這是我的看法。
阿克曼：我想問一下傅瑪瑞教授，您本人是民族學方面的學者，這個科學領域本來就是啟蒙運動的產物，是吧？
傅瑪瑞教授發言
傅瑪瑞：當然，一直以來人們對民族和文化感興趣，所以用人類學來看世界。但是作為一種科學，人類學在啟蒙運動之后才變成一門科學，也算是西方看待其他國家的一種新的視角。從這時候開始，比如對中國感興趣，開始關注中國，辦了很多圖書館，我們現在還可以去研究，楊振寧教授剛才說我們應該整合資源進行研究，起碼在人類學這個學術領域，不能完全說啟蒙的來龍去脈都已經徹底研究好了，沒有多少人研究過人類學和啟蒙的關系。
在中國是怎么樣的呢？在中國同樣是一種啟蒙的產物，蔡元培等人在“五四”期間引進了一些科學文獻，然后開始做人類學研究。所以我們今天可以整合更多的資源，更好的研究啟蒙對后來的影響。所以我們就應該結合我們的資源和文獻，包括樓上的展覽，可以看到導航家從遠處帶回來的各種物品，后來收藏在博物館，這代表當時知識的一種突破。
阿克曼：李零教授在今天會議之前發表了兩個很有意思的文獻，發表了文章，就像梅建軍教授和楊振寧兩位教授一樣，提出了質疑，18世紀的啟蒙不一定直接影響了中國20世紀的思想發展。您本人對于古代中國的文化和科學很有研究，那是否可以接受文樹德先生的看法？就是說中國的醫學和其他科學都是單獨發展的，并沒有受18世紀啟蒙運動那么大的影響？
李零教授發言
李零：我們的活動是和這個展覽配合在一起的，在來到這個討論會之前，我只是看了那個展覽。當時我看展覽有一個主要的感想，也可以說是兩點，其實今天我們的討論都接觸到了。一個就是在展覽里面提到，啟蒙是一個投射光明的運動，但是這個投射光明的運動是有它的陰暗面的，光明和黑暗總是在一起的，這是引起我思考的一個問題。這個啟蒙運動的陰暗面的東西是什么？這是一個值得大家討論的問題。另外一個問題，就是剛才楊振寧教授提到，李澤厚教授，還有在美國的施瓦斯教授，他們兩位都提出“五四”以來，救亡壓倒了啟蒙，這個提法是不是對？我覺得也是我思考的一個問題。
但是今天來，我們主要是圍繞著關于科學和啟蒙運動的關系來討論這個問題，我想我不能離題萬里，談得太遠，還是就楊振寧教授和文樹德教授的發言提一點問題和感想。文樹德教授說，啟蒙運動其實對于歐洲科學的大的突破，好像沒有太大的影響，反而還不如文藝復興運動對科學的影響更大。因為在文藝復興運動的時候，實際上已經有很多重要的科學著作。而且他把這個啟蒙的概念也變得比較大，我們這個展覽主題是非常明確的，就是18世紀的啟蒙運動，但不是其他。但是今天我們好像把這個啟蒙的概念變得非常大，那倒也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話題。
在中國的經典里面，“啟蒙”這個詞是說人糊涂，要去啟發他，使他變得聰明起來。在歐洲還有一個意思，就是說要把黑暗的東西變得光明。要是就這種比較寬泛的意義來理解，我覺得有一點我很贊同文樹德教授的看法，科學不是從石頭縫里蹦出來的，就是說不是在18世紀突然蹦出來的。無論是歐洲的科學或者是中國的科學，都有一個漫長的發展過程，這一點我完全同意文樹德教授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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