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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鴻是芝加哥大學教授、美術史家，早年任職于北京故宮博物院，獲中央美院美術史系碩士學位，1987年獲哈佛大學美術史與人類學雙博士學位。這些年受聘主持芝加哥大學亞洲藝術的教學、研究項目，2002年建立東亞藝術研究中心并任主任。巫鴻的研究跨學科性很強，融合了歷史文本、圖像、考古、風格分析等多種方法，而且富于創見。作為著名的古代藝術史學者，巫鴻一直對中國當代藝術有著強烈的興趣，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他就在哈佛為陳丹青、張鴻圖、羅中立、木心等一系列旅美藝術家組織了個展和群展。過去十多年，巫鴻策劃了一系列具有影響力的展覽，包括2002年的首屆廣州三年展“重新解讀——中國實驗藝術十年(1990-2000)”等。同時，巫鴻也寫了一系列學術著作，如《廢墟的故事：中國美術和視覺文化中的“在場”與“缺席”》、《物盡其用：老百姓的當代藝術》和《中國古代藝術與建筑中的紀念碑性》等。
中國美術館建設正在“趕英超美”
記者：過去幾年，中國各大城市都大力發展各類型美術館(包括博物館)，既有城市公共投資的城市美術館，也興起了不少私人美術館。您怎么看美術館數量在中國的爆發式增長?
巫鴻：中國過去幾年，各個領域的發展都是爆發式的。我們雖然不再像上世紀五十年代提出“超英趕美”這樣的口號，但在心態上，我們還是覺得中國要以最快速度在各方面趕上西方，無論經濟、文化還是科技。在中國，很多政策都是自上而下的，但藝術方面更多從下往上，比如藝術家、收藏家、藝術機構、院校等都有很強的動力去發展美術館，所以形成這種快速的爆發狀態。
其實在藝術界，不僅是美術館的發展，中國很多方面都和西方經驗比較接近。西方曾經也出現過各類藝術區，中國在2000年才開始出現藝術園區這類新事物，比如北京的798、上海的莫干山路M50創意園，接著在全國各個城市很快出現一批。在美國，這類藝術家群體和藝術區用了二十多年時間被商業化，而中國只用三年左右就會被商業化。現在，美術館在中國的發展，也進入新的級別。以前說，中國沒有當代美術收藏，然后就有了;收藏也很快轉化為美術館，這又是一個跳躍性的。當然私人美術館在1990年代初就開始在中國出現，但現在從數量上和心態上，都有質的變化。
記者：您這些年一直生活、工作在美國。在您的經驗中，美術館在美國城市中處于什么位置?
巫鴻：最近二三十年，在西方，美術館越來越成為一座城市最主要的文化空間。在一座城市里，當然還有歌劇院、電影院等文化娛樂渠道，但最近些年，美術館已上升到不太一樣的層次。看電影是一個純娛樂的活動，而美術館還帶有教育和知識的功能，在那里可以學知識、歷史和藝術。周末，全家人尤其是中產階級以上的家庭，更不用說是知識階層，都會選擇去美術館。在西方，他們的美術館有很多種類，有大型綜合的，也有小型、專業的美術館，一些重要的展覽很可能成為一座城市的重要新聞，你懂不懂都要去看看。在西方社會，美術館已經成為一個很社會性的、帶有旅游性的場所，尤其在紐約這樣的城市，全世界的游客來到紐約，都要去看那些美術館。
在美國，美術館還有一個功能是普通娛樂無法取代的，美術館這樣一個空間在最有錢、最有權勢的階層與普通階層之間架起了一座橋梁。美國主要的美術館都是私人的，雖然政府還是會往里面投一些錢，但它們的創建和主要運作機構，還是以私人董事會為主。這里面的人都是美國最有錢的人，但他們把個人財富轉化為美術館。當然這么做有多種目的，比如公益就是最重要的一部分。
在這樣的公共空間中，美術館為什么那么重要?因為它混合了很多因素。作為一個現代大都會，它成為社會階層調整的一部分，它有教育功用，也有旅游商業價值。中國的城市也會這么走，也在建美術館，但我們的知識條件和西方不同，建起美術館后，下面怎么辦?其實建美術館是不難的，只要有錢、有地，關鍵是怎么運作。
中國還沒有真正意義上的當代藝術美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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