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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到1983年，我剛從中央美術學院油畫系畢業，這個時期可以說是一個充滿熱情和探究力的時期。我在蒙古草原做了一個流浪式的素描寫生，創作了大量的素描作品，這種方式很快使我的目光銳利起來，技巧不斷地走向成熟。這種努力所起的作用是：我的技巧比較迅速地接近我所感覺到的事物和它的復雜性。
其中有一張素描總是讓我不能忘懷，它似乎擊中了某種要害。我用這張素描作了一張油畫，就是《牧民的兒子》。我為這個素材和印象所吸引。這幅構圖是極其簡練的，人物在構圖中有一種壓迫感——向前的壓迫感，好像能感覺到這個少年的呼吸和他性格中的突破力，這讓我避免了直接寫生的結果。素描寫生獲得了事物非常精確、單純的印象，我曾想過如果這張畫是完全直接寫生的產物，比如說直接畫成油畫的話，我相信那有可能成為一個僅僅是現場性的，而不會有純粹的廣義印象的東西。當我把一個素描畫下來，然后憑印象重新做這幅油畫的時候，我相信已經獲得了對草原游牧生活的總體的印象，而當我隨后把這種印象這幅素描結合在一起的時候，便獲得了一種心理方面的認可和流露，這和直接面對自然的寫生的心理空間是不同的，這也是我經常以素描的方式獲得素材，然后進行創作，獲得更加強烈的心理印象的一種最初的試驗。
牧民的兒子 1983 20×30cm
呼哥 1986 37×51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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